然而至今，信达手中持有的多家山西煤企股权仍未能处置变现，客观上造成了信达与煤企及地方政府的“双输”局面。

    信达持有的是煤炭集团股权，不是上市公司股权，而煤炭集团多数负担重，盈利差，再加上制度因素，即便后来达成“债转股”协议，信达长期以来也难以获得分红收入。

  同时由于信达持股比例较高，通常在煤企具有“一票否决权”。而煤炭集团自2008年整合后，需要大量建设资金，大体的思路是希望将集团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从二级市场进行融资。但信达显然不愿意看到优质资产不断从集团剥离。

    王豫刚认为，作为上市公司而言，其对国有控股股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融资，实际上今日山西各煤炭集团的资金困局，与5年前行业高峰期未能利用好上市公司平台进行大量股权融资有直接关系。

    他还指出，历史上，山西解决较好的“债转股”案例是中煤平朔，中煤集团通过回购中国银行在安太堡露天煤矿的股权及债权，实现了中煤能源的整体上市。此外，信达在冀中能源、开滦股份和盘江股份上的退出，则是通过集团股权置换上市公司股权来实现的。

    如今，信达想要退出山西煤企依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股权转让给山西省国资委，另外就是置换成上市公司股权。而这两种方案都涉及最头疼的定价问题，在煤炭周期低迷的现在，定价则更为艰难。

   2016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出新一轮“债转股”，他表示，可以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来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此轮“债转股”的对象聚焦为有潜在价值、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以国企为主。这类企业在银行账面上多反映为关注类贷款甚至正常类贷款，而非不良类贷款。也就是说，此轮债转股，并不支持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参与，同时财政不再兜底。

    山西的煤炭国企并非没有机会。据王豫刚分析，此轮“去产能”山西各集团更应该借鉴“神华模式”。央企神华是集铁路、航运、港口、煤炭、电力、化工、冶金，以及产融结合于一身的能源集团，具备自身对冲能力。上一个煤炭低谷，正是神华大干快上的时候，神华的煤矿、电厂、铁路不断投产，技术上几乎领先两代，从而迫使其他竞争对手退出竞争。

    许小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西正在研究新一轮“债转股”，不过仅限于小范围讨论，还没有拿出最终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