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在江苏省响水县城东北侧的灌东盐场拍摄的光伏发电多晶硅板群。当日，华东地区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120兆瓦响水天合光能升压站成功送电。该项目平均年发电量13506.2万千瓦时，每年可为电网节约标煤约41671.03吨，将在节省燃煤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远达）中国和美国11月12日在北京发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显示了坚定的减排决心。有外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煤炭使用导致的污染占中国PM2.5污染的六成以上，不减少煤炭用量就不能有效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对中国而言，控制煤炭用量虽然困难，但还是可行的。

　　《外交学者》杂志网站11月25日发表杂志副主编Shannon Tiezzi的评论文章称，中国能否控制煤炭用量将决定它能否如约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的煤炭使用情况也是决定世界能否阻止 气候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那么，中国能否真的控制煤炭用量？

　　11月24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上，多位专家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普遍的共识是控制中国煤炭用量是可能的。中国政府正在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不过仍然要做许多工作才能让煤炭用量在不久后达到峰值。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国际项目主任Jake Schmidt表示，中国的煤炭用量将决定它能否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他反驳了那些认为中国会因目标定在2030年而在未来16年照常排放的观 点。Schmidt指出，之前的大多数研究显示，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中国的碳排放峰值预计要到2040-2050年才能到来。

　　近来中国采取了更为严肃的环保措施，这种趋势让Schmidt备受鼓舞。他认为中国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的不满，是中国政府决心降低煤炭用量和整 体排放量的一个最重要动因。他表示，官方讨论的问题从煤炭用量“是否会出现峰值”变为“何时达到峰值”。他还说，国务院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根据这份行动计划，到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控制在42亿吨左右。

　　不过，这个数字未必是最终目标，它只是2020年的排放目标。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希望，中国能在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写入煤炭 用量的控制目标。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和Schmidt 都表示，中国官员日益认识到，有必要设定一个用量峰值。杨富强指出，煤炭使用导致的污染占中国PM2.5污染的62%。这意味着，不减少煤炭用量就不能有 效解决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

　　杨富强表示，虽然中央政府的官员已经参与减少煤炭用量，但地方官员的支持同样重要。上传下达的指令和自下而上的工作缺一不可。例如，如果各省没有制定它们各自的目标，煤炭的使用只会从污染和民怨严重的东部地区转移到西部，那样，中国的总体煤炭用量还是会稳定在一个水平上。

　　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有很多外部因素也把控制煤炭用量变得非常复杂，例如，对就业形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国家能源安全的担忧。为此，杨国强认为，仅仅依靠行政机制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利用市场因素鼓励企业淘汰煤炭。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会中国项目主任胡涛指出，剔除通胀因素，今天中国的煤炭价格比2006年的价格要便宜。企业不顾环境代价，继续使用廉价且量大的煤炭资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条给中国的建议是征收煤炭资源税。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宣布将从2015年起开征该税。但是，各省征收的税率差别很大，有低至2% 的，也有高至10%的。如果税收结构更加严格，中国的煤炭价格就会产生变化，长此以往，中国的煤炭用量曲线也会发生改变。胡涛认为，就连较长期的措施也能立竿见影；如果投资者相信，长期来看，用煤还不如用可再生能源，他们就会改变能源消费习惯。这种改变是由市场驱动的。在它的推动下，政府政策和企业决定之间能建立一个良性循环，最终帮助中国实现减煤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