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大坑治理不好，整个城市就会被它‘吞’了!”这是当地市民眼中的“亚洲第一大坑”——抚顺西露天矿坑(下称“大坑”)。

　　辽宁省抚顺市城区往南一千米，便是大坑所在地。在这座有着100多年采煤历史的大坑周围，昔日曾建有“中国石油第一厂”抚顺石油一厂和“中国火电之母”抚顺发电厂。如今，因大坑不断扩大，其周边地理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两厂被迫停产搬迁，只剩冷却塔等厂区遗址孤零零地守在坑口。除了这两座有着地标意义的工厂，当地8万余户居民和500多家企业的正常生活和生产也深受影响。

　　大坑曾经是抚顺的“摇钱树”，现在却变成了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深沟险壑”。

　　而抚顺的境遇，绝非个案。我国大量资源型城市都面临类似的“魔咒”——往日的“富矿”已成为“深坑”“包袱”，导致城市发展乏力。

　　如何破题?日前，12位院士聚焦抚顺，联名向辽宁省人民政府递交了《关于支持抚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建议》，提出了“利用抚顺西露天矿坑空间资源、良好石油运输条件和石化产业体系建设战略石油储备设施”的建议。根据此设想，大坑至少具有储备1亿吨原油的空间，能装下大庆油田3年的原油产量。

　　“沙袋常备着，一下雨赶紧垒上”

　　记者了解到，“煤都”抚顺的矿山地质灾害影响区域面积达74.73平方公里，相当于城区建成区的54.3%。换言之，半个抚顺城都处在地质灾害区。目前抚顺城区有1个采煤沉陷区、2个露天矿和5个排土场。其中，西露天矿从1904年开始开采，上百年的开采留下了东西长6.6公里、南北宽2公里、总面积10.87平方公里的矿坑，矿坑最大垂直深度达420米。目前矿坑容积达到17亿立方米，能装得下250多个“鸟巢”。随着煤矿的持续开采，矿坑“个头”还在逐年增大。

　　由于地面沉降、塌陷、矿震、滑坡等地质灾害频发，抚顺市8万余户居民和500多家企业的生活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生活简直太难了!”抚顺二纺下岗职工刘阿姨的老房子地处大坑的采煤影响区，提到大坑开采造成的困扰，她的话匣子打开了，“以前我们家门口摆了一堆沙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下雨，雨水就往家里倒灌。沙袋常备着，一下雨赶紧垒上。”记者了解到，大坑导致周围地形地貌发生较大变化，刘阿姨的房子恰好位于沉陷区，容易发生雨水倒灌。

　　另外，大坑采煤活动还造成房屋开裂、电路受损。“到了夏天，外面下大雨，家里下中雨，要用十几个盆接水!而且漏电严重，一下雨我们连灯都不敢开。”刘阿姨说。

　　地表沉陷带来的麻烦不只出现在雨天，平日家中也是潮湿异常。刘阿姨指着十米外的楼房说：“我们和对面街坊就离这么近，但我家都不挂窗帘，不是不想挂，而是没法挂。挂上后，窗帘上很快就会生霉，生出一大片的黑斑，洗都洗不掉。”

　　“夏天难熬，冬天也不好过。”刘阿姨告诉记者，沉陷区的供热管道经常出现问题，只好背煤块回来烧炉子。

　　刘阿姨家的情况，仅是众多受地质灾害影响居民家庭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抚顺市道路、供电线路、给排水管路、供热管路、燃气管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均受到严重影响，破环程度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均属罕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调研全国资源型城市时指出，抚顺在资源枯竭型城市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抚顺这个老工业基地，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中具有典型性、特殊性——当地煤炭资源开采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平衡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在过去100多年间，东三省资源开发利用的当量和强度都非常大，必须正视以抚顺为代表的这类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矛盾。”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指出。

　　“矿坑是问题，更是资源”

　　大坑之大，不仅在于其体量巨大，也在于其引发的问题之大、治理难度之大。

　　“再难也要先解决百姓的问题。”抚顺市采沉办主任范长军向记者介绍，自1985年以来，抚顺采煤沉陷区居民避险搬迁已投入资金60.04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9亿元，辽宁省政府投资4亿元，抚顺市政府投资36.8亿元，抚矿集团投资0.24亿元，共避险安置居民2.6万户。

　　“一拿到钥匙，床没进屋，我就搬进来了。当晚我就铺了纸盒打地铺，心里终于踏实了。”刘阿姨在2016年搬进了采煤沉陷避险搬迁小区——东华园园区，同一批入住的薛女士也对记者表示：“我们很幸运。”

　　但范长军告诉记者，目前仍存在农民土地补偿16亿元、工企户搬迁补偿11亿元、基础设施恢复及生态治理40亿元等巨大资金缺口。

　　与此同时，矿区本身的治理费用也很高。大坑日排水量近7万立方米，该矿矿长李森告诉记者，每年仅用于排水的费用就高达5000多万元。“一旦停采，大坑将面临严重的积水问题。”

　　资金短缺只是矿坑治理面临的诸多困难之一。抚顺市规划院总体室主任李国明对记者直言：“除了资金缺口，抚顺发展的困难还在于发展策略的不明确和智囊团队的缺失。思维惯性下的发展模式无法助推城市转型，我们需要一份适合自身发展的‘抚顺方案’。”

　　袁亮也对记者表示：“抚顺废弃矿井规模、体量巨大，并且当地经济上不去、人才留不住，所以仅凭抚顺市政府的能力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地讲，当地的经济实力和智力支持，都无力支撑解决这个世界级难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工程院于2017年启动了重大咨询项目《我国煤矿安全及废弃矿井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研究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资源型城市的“养老”问题，这给抚顺大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矿坑是问题，更是资源。西露天矿坑如果能被利用起来，就可以变废为宝。”袁亮指出，中国工程院正在深入研究以利用为主线的综合治理方案。据他透露，可利用矿坑进行“储能”，即建设战略石油储备库或天然气调峰储气库；也可以进行“造能”，即建设抽水蓄能电站。若按此方案进行改造、治理，废弃矿坑将变身为石油仓库和发电站，实现“华丽转身”。

　　丰富的空间资源，可提供1亿吨原油储备空间

　　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资源枯竭、产业衰退地区转型发展要取得显著成效。”目标如何实现?近期，十余位院士和相关专家在抚顺进一步调研，试图加快探寻和论证西露天矿坑的利用和治理可行性方案。

　　专家指出，抚顺矿坑建设战略能源储备设施有明显优势。首先是基建有保障， 可直接利用以大庆为源头的年运输能力高达4000万吨的石油运输管线，同时可为未来接收俄罗斯石油创造条件；其次，有空间支撑，西露天矿坑丰富的空间资源，可提供至少1亿吨原油储备空间，相当于大庆油田三年的产量。“如果战略储备油库建成，就等于在抚顺建设了三个大庆!”抚顺市规划设计院总体室主任李国明说。另外，抚顺还拥有1100万吨的石油炼化能力和比较完备的下游产业，储油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扩大抚顺的石油炼化能力，同时拉动石化产业投资。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合认为，利用西露天矿矿坑进行石油储备，技术上完全可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赵文智也指出，建设战略石油储备设施可大幅提高国家战略安全保障能力。据悉，截至2017年，我国已建成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可储备原油3325万吨，根据《国家石油储备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石油储备能力将提高至8500万吨。

　　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来抚顺调研时表示：“国开行要帮助抚顺按照资源城市转型发展规划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沉陷区的问题，把采沉治理的难题变成抚顺发展的优势”。一直对抚顺资源型城市转型高度关注的国开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勇也表示，国开行要研究金融政策创新，为抚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接续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此外，中国工程院院士顾金才强调：“如果抚顺战略石油储备项目能够建成，对其他废弃矿井利用将有极强的示范作用。”

　　曾经参与徐州潘安湖湿地公园设计的著名景观设计师田园表示，抚顺西露天矿的生态治理与利用大有文章可做。

　　“要辩证地看待抚顺市百年开采形成的采煤影响区问题，这70多平方公里既是问题，也是资源，更应该成为财富。只要做好治理与利用的文章，就可以变废为宝，化劣势为优势，带动城市实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利用西露天矿建设战略储备油库就是一个重要的牵动项目，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抚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意义重大。”抚顺市市长杨维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