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明白为什么如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要关头，债台高筑的英国签署了租借协议，该协议把英国的海军基地让给美国“兄弟”使用，以换取美国的经济支持。这种行为犹如传递军事超级大国的接力棒，因为这样做等于是把世界海洋的控制权让给了美国。然后，三年之后，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座略显破旧的宾馆里，来自每个主要盟国的代表们开了三个星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战后经济秩序的框架。此次峰会的成果是一个基于美元的货币体系以及两个新机构：监督贸易流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及帮助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这两个机构的总部都将设在华盛顿，而美国实际上接手了全球经济。

　　在接下来的25年里，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运行良好。美国在战后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并且按照马歇尔计划在欧洲重建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但在1971年，由于美国在越南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发现，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他可以印发更多的货币，并且把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并以此来支付战争费用。法国对此予以反击，于是诞生出一种新法定货币体系，美元不再像先前那样作为明确的“价值之锚”，但仍然保留其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

　　对于美国而言，这种作为“居于蛛网中心的蜘蛛”的地位，作用可谓好坏参半。作为前法国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称作为控制世界储备货币的“过分特权”的继承者，美国一直是全世界的头号消费国，长时间维持贸易逆差，并且作为全球美元供应者的地位使得它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债务。

　　因此，几十年以来，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直陷于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之中，即便美国的基本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但如果仅仅是盯着美国财政状况不放的话，那么就忽略掉了更加宏观的形势变化。

　　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一直保留着身为全球国际货币机构话事人的地位。1966年，美国和日本的区域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成立，总部设在马尼拉。同一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致使中国陷入瘫痪，使得中国比以前更少关注国际事务。尽管自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它在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地位并没有上升。（中国仅持有美国和日本投票权份额总和的五分之一，而且亚洲开发银行的九届行长都一直是日本人。）不出所料，亚洲开发银行经常因过于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而受到批评。

　　中国:下一个美国？

　　中国登上全球舞台可能会彻底改变现状。中国在1978年进行经济改革之后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式类似于战后日本以及21世纪德国的增长模式。通过维持国内的低成本同时保持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中国得以积累出天量的外汇储备（目前大约为3.8万亿美元）。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大调整的过程中，试图从一中以储蓄和投资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消费驱动型模式—换句话说，朝着成为下一个美国的目标迈进。从美国盟友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大把的资金需要花掉，并且正在设法成为一个巨大的新兴消费市场。中国当前的状况与美国自己在1944年的状况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当时美国也拥有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无论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在未来十年的实际情形如何，美国的盟友都在围绕着这个方向进行自我调整。

　　与此同时，虽然中国财力庞大，而且也有大量可供运用资本的地区性项目，但这些资金的使用渠道之前被欧美所垄断，而通过建立一家区域性机构，就可以开辟出新的渠道来利用这些资金。美国国会眼下已经用了长达五年的时间，来讨论该不该扩大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以反映中国新掌握的经济影响力。有鉴于此，对于中国而言，更为明智的举措是干脆直接创建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争取在早已存在的亚洲开发银行中获得影响力。由此亚投行便诞生了。

　　虽说这个新机构并不是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关键，但是对于澳大利亚和英国（这两个美国盟友已经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来说，它向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与未来的巨大市场接轨的机会。加入亚投行的每个国家都算计过，通过加入亚投行赢得的中国政府好感度，足以抵消违逆美国带来的风险。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时刻，而且有些人在媒体上认为这对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了挑战，并且对现状构成了威胁。

　　但这些事件并不意味着一个与1944年相似的结构性转变。要想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租借协议发生，要想让英国交出控制权，两大条件必须到位：时间以及一场严重破坏。中国这个新兴超级大国的规模还不够大；美国在187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比布雷顿森林会议早了整整74年，但英国仍然一直维持着霸主地位。在经历了两场足以威胁到英国生存的世界大战，以及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40年宣布全面战争之后，英国的经济安全才达到足够低的低谷，以至于英国请愿交出自己持有的王牌，以换取经济援助。

　　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才超过美国，而且这还是借助于一个会计上的神奇招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就是对相关经济数字加以调整，以反映两个不同国家中的不同相对成本。而就货币而言，过去两年以来人民币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全球第十四大支付货币迅速上升为第五大支付货币。但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交易总额中的占比仍只有大约2.2%；人民币在开始真正挑战美元的44.6%份额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可兑换，这对于任何预备储备货币而言都是一个主要的先决条件。我们还没有在中美之间看到某种“布雷顿时刻”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还缺少某种类似于租借协议的权力移交。美国保持其对世界航线的控制权，因而拥有对全球贸易的最终决策权。如果没有爆发一场大规模模破坏事件（只要它出现，你肯定就会知道），那么这种状况不太可能会很快就发生变化。

　　驱动帝国兴衰的车辆有赖于大轮子，而且需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施加一股强大的力量，之后整个革命才可能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成的协议标志着一个漫长过程的极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崛起了，而英国衰弱了。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国的确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但中国还没有能够实际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所赖以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