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浪尖上的山西，这次又火了。山西要转身，而且，她以曼妙的身段，在公元2016年3月6日下午，在农历惊蛰的次日，在北京，在万众瞩目的全国两会现场，为自己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身大典。

    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63家媒体的135名中外记者，见证了这场大典的盛况。

    只不过，“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对于这场大典的记忆，每一位当事人的心中，恐怕都有所不同。

    三个故事，和善于曝料的“救火书记”

    称王儒林为“救火书记”，不知道是谁的专利。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无论他本人认可与否，别的许多人已经认可了。

    这回，“救火书记”让人又见识了一把他的临机应变能力。这位原籍河南濮阳、生于吉林抚松、从知青和工人起家的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居然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讲到动情之处，的确让人动情。

    更让人动情的，是他讲的三个故事。

    从旁观的角度看来，这三个故事讲得恰到好处。

    因为他正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出题的，是中央电视台记者。

    “我想请问王书记，过去一年山西反腐正风力度很大，但是，山西过去一年同样持续增大的还有经济下行压力。在您看来，山西经济下行和反腐败是怎样的关系？目前，社会对为官不为的议论很多，山西查处的很多，是否也是导致干部不想作为的原因？”

    这么猛的问题，换了是你，该如何作答？

    身处现场的本报记者，似乎感觉到他深深吸了口气。

    但，仅仅是“似乎”。他开始正面回答：“山西经济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腐败和经济的关系，可以说，腐败是严重破坏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

    至此，你可以说，他完成了一个一般的“接球”动作。对于这个答案，你实在难以说满意或者不满意。

不过且慢，他居然开始“带球上篮”：“我可以举不同类型的事例说明，腐败对山西经济是怎样发挥破坏作用的。”

于是，你就看到或者听到了，那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激烈竞争中迅速传播、目前已几乎广为人知的三个故事。

    第一位主角，是关于一家省级金融机构的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这位主角，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除要求企业正常付息之外，还要以2%的顾问费形式支付给他控制的公司。我们的主角，还以银行的名义，发起成立了基金会和飞行俱乐部，挪用基金会和俱乐部资金到自己公司使用，非法获利。我们的主角还组织了12家企业各出资3420万元，花了3亿9千万，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使用。这位主角生活很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

    第二位主角是个厅长。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他办事，他犹豫，老板从他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写了“给你3000万敢不敢。”他看了看，老板马上塞到自己嘴里，咽下去了。他认为此人可靠，事情办了，钱也如数收到。

    第三位主角是一名副市长。他私欲膨胀，胆大妄为，在北京看中了一套1420万元的别墅，让老板专程到北京付款买下，他在海南游玩的时候看中了一套房产，就让陪同他在海南游玩的老板当即出钱给买下了。还有一户企业投资兴办煤矿，原来计划两年半建成，这位副市长向企业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拖着没给，副市长就百般刁难，8年没有建成，老板一看没有希望，无奈想把正在建设的煤矿转出去。副市长说，你不给干股钱，自己想干干不成，想转也转不出去。结果老板给了他上亿元，才把煤矿转出去。数据显示，山西119个县市区，有国定贫困县36个、省定贫困县22个，排在后9位的都是贫困县，去年财政收入最少的3300万，即使9个贫困县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也才6.07亿……而这位副市长贪腐的金额，现在已经查实的6.44亿，竟超过了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财政收入。

    这真是个会讲故事的“救火书记”。三个故事，显然辣味十足。几分钟后，就在现场，本报记者的手机就接到了不少新闻客户端的火爆推送。故事持续发酵，甚至到了次日，就有实力雄厚的媒体和功力深湛的记者，考证出来这三个故事的主角，分别是颇有姿色、绯闻缠身的晋商银行原董事长上官永清，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李建功，以及吕梁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中生。

    而王儒林还不忘用“太史公曰”的方式，分别为这三个故事加了旁白。“表面上，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实际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这种腐败越多，发展的成本就越高，我们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去企业成本，更要去腐败成本”——这是第一段旁白；“这样下去，扭曲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样下去，干部倒下去了，企业不是最优秀的能拿到资源，而是最能送钱的能拿到资源。在激烈竞争中，这样的企业也会垮下去。”——这是第二段旁白；“这种腐败不仅严重破坏经济发展，而且直接败坏干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经济搞不好、上不去，而且还将民不聊生，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这是第三段旁白。

    赛场上真正的高手，球要能抛出去，还要能收回来。果然，王儒林开始收束：“至于反腐败和为官不为，不是因果关系，恰恰相反，我们山西的实践证明，反腐败净化政治生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有利于清除害群之马、驱逐劣币，有利于把良币找回来，把好干部用起来，有利于我们惩恶扬善，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为党和人民工作的积极性。刚才吴政隆讲到的太原城中村改造就是有力证明，正因为省市严正查处了城中村腐败问题，调动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而且公开透明，阳光操作，所以才取得了城中村改造的积极性，事实证明，发展必须廉洁，廉洁促进发展。”

    显然，大家低估了王儒林；显然，他是有备而来。那么，深吸一口气，也许不是怯战，而是高手战前调息。

    反腐风暴与煤炭困局，谁能说得清楚

    然而，现实远远没说起来有这么轻松。

    先看闻名于世的反腐风暴。且不说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原副省长杜善学、任润厚；且不说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且不说从原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转任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的金道铭，以及主要在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任上犯下事端而在中国科协原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任上被拿下的申维辰；也不说落马的山西籍京官、令政策的弟弟令计划，以及一度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山西会和他们在坊间留下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单从王儒林“火线救援”开始的2014年9月说起，到2016年1月的17个月里，山西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28668起、处分31164人，这其中结案处理和正立案查处的厅局级干部129人，移送司法机关34人；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查处的县处级干部1565人，移送司法机关157人。去年这个时候，由于多种原因，山西省管干部居然空缺300多人！

    再看煤炭的困境。这当然不是山西一省的个别现象，它与极为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有关，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外部因素有关，与经济工作遇到的两难甚至多难问题有关……但是，山西又有着鲜明的个性问题。

    山西煤炭基地与别的煤炭产地相较，有着更多历史遗留问题，企业负担沉重，整个行业面临的困境更加严重。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李小鹏介绍，这些困境有着三方面的表现：

    从行业层面看，两降一升——产销量下降、价格下降、库存上升。从销量看，2015年全省销售煤炭8.16亿吨，比前年下降2%左右；从价格看，连续55个月下降，综合售价比最高点跌去了60%；从库存看，目前全行业达5067万吨，比年初增长44.6%，与2011年底增长3倍。

    从企业层面看，则是两升一降——应收账款上升、负债率上升、效益严重下降。以省属五大煤炭集团为例，应收账款达678.2亿元，比年初增长35.4%，是2011年的2.4倍；总负债率高企至81.79%；全省煤炭企业全年亏损94.25亿元，同比增亏减利108.29亿元。

    从民生角度看，煤炭企业出现工资发放延期、欠缴社保、工资情况。其中一个大型煤炭企业2015年延期发放工资3亿多元，涉及2万多职工。

    反腐风暴与煤炭困局，谁能说得清楚？

    王儒林就是要说清楚。

    “塌方式腐败”的旧事，煤炭业当下的难题，他似乎一点也不想隐瞒。

    恰好，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凤凰卫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对他的“车轮大战”，倒不像是穷追猛打，更像是为他提供的发声平台。

    大家在追问，山西反腐力度够不够？措施有没有到位？还有没有空白点？

    大家在追问，反腐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怎么解决？问题干部交待了问题之后是不是就没事了？有人说山西的严重腐败导致失去了中央的信任，你王儒林怎么看？

    大家在追问，那300个省管干部空缺是否已补上，棘手的问题是否已解决？

    大家在追问……

    王儒林坦承，反腐之初确有“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中间波澜不惊”问题，也听说过“山西干部入另册、十年翻不了身”说法；

    王儒林坦承，“蝇贪成群、其害如虎”，已查处农村干部15612人，其中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8653人；

    王儒林坦承，反腐减存量比遏增量难度更大、更棘手、任务更艰巨。山西省委巡视5个市、44个县、11个高校并结合之前两轮巡视情况，发现93.04%的问题线索集中在2014年9月之前，主要是十八大之前；

    王儒林坦承，组织、纪检干部队伍自身分别有问题干部305人、534人。但他说，这是出现300多个省管干部空缺之后的“清理门户”，是为了整顿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王儒林坦承，在对7万多名干部进行甄别过程中，处理有问题的、为官不为的分别多达5122人、860人。在对12000多名干部的抽查中发现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的达2499人。

    ……

    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有理有据的“绝地反击”：

    由于打铁先要自身硬，先立规矩后选人，到现在省委讨论任免干部828人次，提拔266人，尚未发现说情打招呼、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的；

    反腐败直接惠及了人民群众，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2015年山西到中纪委的信访举报量明显下降，比全国平均增幅低34.1%；

    高压反腐治标为治本赢得了时间、空间和条件。在此基础上，山西提出“六权治本”，即依法确定、科学配置、制度约束、阳光行使、合力监督、严惩滥用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至于治本成效，有例可证。比如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低保问题，就改变了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关系保、人情保、错保、漏保问题。长治市壶关县树掌镇清查出151名不符合条件的“低保户”，新纳入符合条件的207人，享受低保政策人数从2014年的893人变为现在的949人，做到了应保尽保。再如太原市万柏林区下元社区采取三轮抓阄、公证处公证、匿名竞拍制度，将城中村改造之后的59个商铺、2339户房子配置到群众手中，老百姓十分满意。

    ……

    “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不论有什么风险、有多少挑战，我们都义无反顾、铁腕反腐。”他说。

    但他身上体现的，是极为强烈的看齐意识。

    他说，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交给新的山西省委领导班子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全省人民的期盼。

    他说，山西反腐败的实践证明了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断：“反腐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健康。”

    他说，山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保持一致，听党话，跟党走。

    他说，中央对山西广大干部在政治上充分信任、高度重视、亲切关怀，特别是在从严治党、从严治吏、重构良好政治生态前提下，山西会不断涌现优秀干部。

    他答得严谨而诚恳，答得细致而坦率，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破绽。

    比如他说，在凡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基础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依法办事、宽严相济。对主动找组织交待问题、说清情况，积极退钱退物的1156名同志，和不相信组织、甚至对抗组织调查的严格区分开，“对能挽救的同志尽量挽救，不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让他们在违纪违法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这难免让人有“反腐大赦从山西开始”的猜想，难免留给人们更多议论的空间。

    但是，坦率显然换来了足够的尊敬和信任。

    这一轮，王儒林赢得漂亮。

    而对煤炭业当下难题的解答，显然没有这样辉煌的战果。

    他的答案是，破解山西的煤炭困局，要用习近平总书记新的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就煤炭产业本身而言，要着力于“三个抓好”：

    着力抓好煤炭的清洁化、高端化、精细化、差异化。比如使传统的煤制油走向高端产品，生产附加值高、市场潜力大的煤制高端燃油、润滑油、溶剂油。以供给侧结构改革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着力抓好煤炭伴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比如说煤炭伴生的锂，经测算潜在价值量相当于煤炭自身价值，都可以在科技创新上实现突破。

    着力抓好煤基替代石油基产品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比如用节能环保减排、经济效益较好的煤基甲醇作为车用替代燃料，既符合缺油少气多煤的基本国情，又对我国资源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总之，山西要下决心走出一条革命兴煤的新路子，解决我们煤炭供给侧的问题。”王儒林说，从山西实际看，经济困局主要病根是在供给侧，要害是结构性的，要素结构过多地依赖资源型的投入等等，不适应市场结构需求变化。

    李小鹏补充说，要做好两篇大文章，一篇是煤的大文章，推进煤的清洁高效利用；另一篇是非煤的大文章，推进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方式转变，做强、做优、做大，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这份答案如何，实践这个阅卷老师，尚未进行批改。

    账头清晰，好一个“明星省长”

    说到李小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是位当之无愧的“明星省长”。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转身大典中，他也展现出了当年的电力央企高管账头清晰的一面。

    一个个数据，他信手拈来，特别是事关民生的数据，他如数家珍，更像是对那些质疑他能力的人的一次正面回应：

去年，山西民生支出2900多亿元，同比增长12.3%，财政支出增量中的94%用于民生相关事业。

    去年，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比2013年下降15.7%，细颗粒物浓度累计下降27.3%。

    山西接近一半的县和贫困沾边，他记的更具体：“有58个贫困县，在全省共119个县中占比48.7%”；全省有接近30%的贫困村，他记的更具体：“建档立卡贫困村7993个，占全省28226个村的28.3%”；全省有接近10%的贫困人口，他记的更具体：“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32万，占全省2410万农村人口的9.6%。”

    不止如此，他还对于遭遇讥讽的3.1%的GDP增速进行了详细解读：“这个数字在全国排倒数第二，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3.1%是从一季度的2.5%到二季度的2.7%、三季度的2.8%增长到全年3.1%，来之不易。尽管这个增长速度还不高，尽管增长的加速度也很小，但是足以让我们看出努力的成果；尽管成果还很微弱，但是让我们看到了前行的曙光；尽管这个曙光才刚刚透亮，但是我们充满信心。”

    懂数据，还要有见解。对于煤炭困局，李小鹏将“个人观点”总结为“三大原因、一大影响”。三大原因，即供需矛盾突出是基础——供大于求是产生煤炭困局的基础问题；管理不适应是关键——无论政府还是行业、企业的管理均不适应现代煤炭发展的需要；未能清洁高效安全利用是根本——什么时候煤炭能清洁利用，煤炭才能真正走出困境。一大影响，指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

    煤炭与山西，姻缘还能走多远

    煤炭与山西的姻缘，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山海经·北山经》云：“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玉，多涅石。”有人考证，“涅石”就是煤炭，“孟门之山”位于今河东煤田南部山西临汾吉县山区。那么春秋战国之际，山西煤炭就已为时人所知。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又有大同附近煤炭自燃情景的记述。这里于宋元之际成为全国重点产煤地，明代产煤居全国之冠，清代的晋煤已远销河南、河北、陕西、内蒙古、北京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一煤独大”，成为最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从1949年至今，这里出产的大约160多亿吨煤炭中的70%供应到全国各地，为工业化、现代化，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山西经济也一度受益于此。

    传统，有时是丰厚的，有时又是沉重的。“一煤独大”之利长期显现，扭曲了要素的配置，抑制了创新的能力，掩盖了暗藏的隐患，如今，反而成了包袱。

    煤炭的“黄金十年”，山西酝酿了诸多造富神话，而“十二五”的后三年，她又亲自品尝了自己结下的苦果：

    主导产业上，煤炭价格断崖式跳水，沉重打击了煤炭及其相关主导产业，焦炭、冶金、电力增速也应声回落，甚至出现了较大的负增长，整个工业增长处于疲软状态；

    表现在总需求上，与煤相关的投资、消费、进出口全部下降，重创经济运行环境；

    反映在财税金融领域，各级财政都出现困难。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突出，民生保障出现严重制约。

    煤炭的困境，不止是山西的困境，因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关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讲话。而山西的困境又如此鲜明，因而今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山西调研，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关于煤炭的。

    其实山西早已默默开始绸缪与煤炭经济分手。全国两会期间，山西方面向本报记者提供的《“十二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显示，“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特色食品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15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显示，“非煤产业投资增长6.6%，占全省工业投资的80.2%，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目前，文化旅游、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食品医药、现代服务等七个大的非煤产业，正在合力准备替代煤炭的老大地位。

    而山西主政者的布局，显然更倾向于大文化产业的发展。王儒林借山西代表团向媒体开放之机，积极向外推介标志着山西悠久历史的“三个一”：一缕曙光——王说，1994年中美联合考察在山西垣曲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否定了人类非洲起源说，把人类起源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万年；一堆圣火——王说，国务院命名的运城的西侯度文化遗址，考古专家在这里发现了人类180万年前用火烧兽骨的文物，把我们人类用火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一座都城——王说，一些考古专家、历史学家初步认定临汾陶寺文化遗址就是尧都，此说如果成立，将把我国历史至少向前推进500年，陶寺也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最新的重要的支点和基石。

    然后，王儒林开始给大家作“导游”：这里有云冈石窟、五台山、平遥古城、北岳恒山、吕梁山，这里有汾河、桑干河、壶口瀑布、这里有平型关、关公故里、晋祠、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鹳雀楼、普救寺……

    究其原因，王儒林算的一笔经济账道破了天机：有关部门计算，如果海外一名游客来山西平均消费360美金，相当于山西出口一吨半优质焦煤；如果一个国内的客人到山西消费960元，相当于出省两吨以上动力煤，且纯绿色无污染。

    尽管有非煤产业开始“争宠”，山西目前显然还不想弃煤炭而去。全国两会上，本报记者从山西代表团拿到的《全省推动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进展情况》、《全省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情况》显示，借被国家确定为第一个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机，山西开始拿起手术刀，为煤炭“美容”——推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刀，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优质新产能。淘汰一批、重组一批、退出一批、核减一批、延缓一批。支持引导企业积极发展新动能，大力开发新产业，主动开发新岗位。

    第二刀，推动煤炭管理革命，提升管理水平。探索价格形成和自律机制，改进煤炭现代化交易方式、储备机制，持续深入煤电一体化改革，继续探索对煤炭行业、煤炭企业的减负政策。比如，李小鹏提到，“高速路入口旁边的1487个涉煤关卡全部取消。”

    第三刀，积极稳妥推进煤炭国企改革。重点推动煤炭国企的结构性重组，推动煤炭国企分离办社会职能，推动煤炭国企内部改革，让国企做优做强、更优更强更大。

    第四刀，推动煤炭科技创新。亦即上文提到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2015年，山西全省推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燃煤电厂的排放要达到燃气电厂排放标准，燃煤电厂和燃气电厂一样干净，去年改造了1566万千瓦，收益良好。

    第五刀，以煤会友，推动煤炭合作共赢。比如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按照“黑色煤炭绿色发展，高碳资源低碳发展”的宗旨，办好太原低碳论坛。

    让我们重新打量煤炭这个“她”吧。李克强说，煤矿工人不是“煤黑子”，是“煤亮子”；王儒林说，煤炭是高尚的，燃烧了自己，温暖和照亮了别人，“她”表面看是很黑，但实现了全面开发利用，实际上就是宝贵的、干净的、绿色的，所以要“给她正名”；而李小鹏说，“煤炭是绿色的，三晋是多彩的，山西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再来审视山西这个“他”。这个山河四塞之省，西临黄河，东依太行，关山险固，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史记》开始，这里就有了“表里山河”之美誉，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又称其“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

    从春秋开始，一场2000余年的姻缘，在煤炭与山西之间缔结。如今，山西要全面转身，煤炭怎么办？

    我们又想起了王儒林的话：

    “重新认识了煤炭，就等于重新认识了山西！”

    “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之日，就是山西彻底改变形象之时！”

    此刻，对于煤炭，对于山西，也许只有苏轼的词句最适合他们，“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