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消外界的疑虑，重塑市场对榆林的信心，榆林市市长陆治原携财政局、发改委、工信局等经济部门负责人，邀请媒体进行了小范围媒体座谈会，希望向外界传递一个“真实的榆林”。陆治原从“克强指数”、煤炭产销情况等方面论证了榆林经济企稳回升，向“榆林经济归零”说不，并介绍了备受关注的榆林煤转化项目。

　　近年来，煤炭价格的下滑，给能源城市榆林带来的阵痛颇为强烈。首当其冲的是数起借贷风波，其次是各项经济指标下滑，外界对榆林经济产生诸多疑虑。

　　对于榆林官方而言，“榆林经济归零”、“富人大逃离”、“陕西第二增长极濒临覆没”等说法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看到网络上出现的这些标题，我很着急。”榆林市市长陆治原说。为此，他决定主动发声，对外传递一个“真实的榆林”。

　　上半年经济增长7.3%

　　9月17日，榆林市政府第三会议室，陆治原携榆林市财政局、发改委、工信局、能源局等部门负责人，并邀请《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媒体座谈会。

　　会上，陆治原指出，受国内经济大环境影响，榆林经济下行压力的确较大，但并未出现“富人大逃离”、“经济归零”的情形。

　　榆林市金融办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8月，榆林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2603.21亿元，同比增长5.88%，其中个人存款余额1226.35亿元，同比增长12.51%。“这说明钱并没有流走，（我们）银行储蓄是增长的，‘榆林富人大逃离’的说法与事实不相符。”

　　事实上，就各项经济指标而言，榆林经济已经出现回暖迹象。

　　榆林市发改委的监测报告显示，一季度该市经济增速为7.1%，上半年回升至7.3%。

　　陆治原还以“克强指数”中的用电量、货物运输量指标作为榆林经济企稳回升的佐证。“前8个月，榆林市工业用电量140亿度，较去年同期增加17亿度，同比增长14%。榆林市铁路以及公路分别完成货运量2亿吨和9985万吨，分别实现同比增长8.16%和12.57%。”

　　“榆林经济主要是受能源价格下滑影响。像榆林这样的能源经济大市，一旦能源价格出现反弹，经济马上就会复苏。”陆治原强调称。

　　煤炭产销不减反增

　　凭借煤炭资源禀赋，榆林从陕西省最穷的地市之一，跃升为该省经济增长的第二极，GDP增速曾经常年维持在20%左右，人均GDP一度超过浙江、广东。然而近年来，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原煤、电石、甲醇等产品价格迅速下跌，一度领跑陕西经济的榆林，亦从高峰开始回落。

　　不过，榆林市煤炭产销量并未随煤价下滑而减少，反呈增长趋势。来自榆林市能源局的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1~8月，榆林市累计销售原煤24565.58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3945.22万吨，增幅达19.13%。

　　榆林市能源局官员解释称，治雾减霾背景下，环保监管趋严，对电厂用煤的品质要求更高，而榆林煤炭的各项指标正符合要求，因此榆林煤炭产销量不减反增。

　　据其介绍，榆林市出产的侏罗纪煤，具有“三低一高”的特点，即特低灰、特低硫、特低磷、中高发热量（5500~7000大卡）。该特质不仅可供煤制甲醇、煤制油、水煤浆、活性炭、气化，亦被山西省作为提高煤质指标的最佳配煤。

“去年以来，我们加大销售力度，寻找新市场。前段时间，我带队到河北、上海、江苏推销榆林煤，分管副市长带队到成都、武汉推销，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签下了不少订单。”陆治原介绍说。

　　陆治原表示，榆林煤炭产销两旺的原因，得益于煤质好，以及市场开拓得力。他指出，虽然近年来榆林经济下行，但产能释放和市场销售方面受影响甚微。

　　当地官方监测的18种工业品种，除洗煤和水泥产量下降，其余发电量、原煤、原盐、天然气、聚氯乙烯、兰炭、电石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呈增长态势，除原煤和天然气、兰炭产量增速低于10%，其余工业品增速均超23%，最高的聚氯乙烯增速达55.5%。

　　然而，当地1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原油、天然气、火电、原盐4种产品价格与去年持平，其余原煤、兰炭、聚氯乙烯、精甲醇、电石、烧碱、金属镁、铁合金、原铝等13种产品价格全部下降，平均降幅在15%至20%。

　　“榆林经济出现低谷，首先是受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就榆林自身而言，主要还是受煤炭价格下跌所致。”陆治原表示。其分析称，煤炭价格从最高时的500元/吨左右，现在下滑到240元/吨，平均降幅200多元/吨。

　　“今年榆林的煤炭产量大概在3.7亿吨左右，按照每吨下降200元计算，就少了700多亿元的增加值。去年煤炭产量3.4亿吨，这就少了600多亿元增加值，如果把这600多亿元算上，我们的GDP就很大了。”陆治原表示。

　　信用体系亟待重建

　　曾几何时，“一夜暴富”的神话在榆林不断上演。随着煤炭资源价格的持续冲高，民间借贷的泡沫不断被吹大，尤以神木与府谷两县为甚。

　　如今，当泡沫破灭后，借贷人“跑路”事件不断，民间借贷风波的阵痛持续蔓延。

　　榆林市人民法院院长雷建新曾在其报告中披露，仅2013年，榆林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案件8805件，涉案金额达到62.95亿元。

　　对榆林整体经济而言，上述借贷风波最大的影响在于固有的信用体系被击碎，重建不易。不信任情绪不仅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还在企业与企业、银行与企业之间蔓延。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透露，借贷风波之后，多数银行开始向民营企业提前催要贷款，导致部分民营企业资金进一步承压。

　　“榆林有家4S店的老板，早前从银行贷款1亿元用于扩大经营。民间借贷风波出现后，银行要求先还后贷，企业无奈之下只能四处借钱先还给银行，但到了约定的续贷时间，银行却称上级行不给批。”上述不愿具名的官员称，此类遭遇在榆林的民营企业中经常出现。

　　事实上，收紧放贷的不仅是银行，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基本都是只收不贷。这从上述榆林市金融办监测的该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数据也可得到佐证。上述监测报告还称，榆林市信用环境严重恶化，人与人、企业与银行间的相互信任度大大降低，银行放贷信心不足，使得贷款增速持续下降，短期贷款增速下降尤为显著，已经连续4个月为负。

　　陆治原分析称，经济下行情况下，银行只收不贷。同时民间借贷问题的爆发，导致民营信贷体系受重创，谁也不信任谁了，所以民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出现了困难。

　　陆治原认为，银行信贷规模紧缩的背景下，民营企业贷款门槛提高，且手续繁琐，进一步加重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所以要坚持“标本兼治”。

　　陆治原所说的“标本兼治”，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规范金融秩序，强化政府在非法集资方面的监管职能，打击非法集资行为；其次，积极争取国家在神木、府谷等县区搞金融改革试点，希望在金融政策上有所突破，能够创办一些民营银行、村镇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