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阵痛

      今年上半年煤价持续下跌，基本面继续恶化。开采煤炭，已经毫无利润可言，停产就像一个终极的归宿，逼着所有的经营者们做出选择。榆林、鄂尔多斯(11.07, -0.47, -4.07%)等以煤炭经济为灵魂的城市，等待遥遥无期的市场转暖。

      鉴于煤矿停工、复工的灵活性，过剩的煤炭产能将持续地抑制煤价的上涨。而只有当煤价下跌至有足够多的产能被淘汰时，煤炭供需才能实现动 态平衡。

      内蒙古、陕西、山东、河南等地的中小煤矿、民营煤企，停产潮流不断蔓延，在今年达到了峰值。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出台积极的补贴和扶持政策进行自救，见效如何，有待考验。

      随着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煤炭市场供过于求的态势或将逐步缓解，但仍旧难以逆转。作为煤炭产能过剩的一个缩影，“煤城”榆林正在经历一场阵痛。改革任重道远，标杆地区的资源魔咒能否被打破，道路漫长。

      核心摘要

       整个榆林市2014年底的不良贷款余额超过80亿元，比年初增加了60亿元，产煤大县府谷县2014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去年增长了7倍多。府谷县形成了多个担保圈，最大的担保圈涉及一百多户企业。非常形势下，煤炭产销正被有关部门密切监测，相关数据被以周为单位更新。

        “神木县百分之七八十的小煤矿都停产了，没办法，生产也是亏本。”神木县东梁煤矿副矿长薛鸡换告诉记者。

       记者从榆林市能源局得到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榆林市煤炭平均价格为240元/吨，离价格高点已跌去近四分之三。

       但榆林市的煤炭产销量却在攀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到的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5月，榆林市销售原煤3285万吨，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2.97%。

       “240元的价格并未逼近中、省煤矿(中央和省属煤企矿井)成本线，一些地方煤矿为了留住客户和维持现金流，也在生产。”榆林市一名煤炭从业人士说。“还在生产的地方中小煤矿，每吨煤的利润只有一两块钱。”上述人士的说法得到了多名榆林市煤炭从业者的认同。

       对榆林市的民营煤矿来说，更危险的是紧绷的资金成本。那些在煤炭价格高点，通过高息民间借贷，以炒卖和“扩股”方式入场的煤老板，正面临煤越挖越多，但钱却越挣越少的窘境。

        “这种投资的不理智行为，早已给自己挖下了一个大陷阱。”神木县官方提供的一份文件上写道。

        非常形势下，榆林的煤炭产销正被有关部门密切监测，相关数据被以周为单位更新。政府也在积极想办法。

       今年榆林市“两会”期间，府谷县民营企业代表提出金融机构应采取“借新还旧贷、降息缓还本、总量不减少、短贷转长贷”的方式，“给民营企业一个喘息的机会”。6月25日，陕西省政府采矿权抵押贷款试点启动会议在榆林召开，决定在神木、府县两县试点。

       进入6月，榆林市的地方煤矿正在逐步恢复生产，加大产能。增产增销的背后也少不了地方政府的作用。“卖煤是去年至今榆林市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榆林市能源局运销科工作人员周武说。

       买方市场

       “借款逾期还不了钱，不是有钱不还，更不是有意赖账。”榆林市子洲县煤老板冯永胜给法庭的答辩称。

为了这笔月息2.4分的借款，冯永胜的子洲县保盛煤业公司从2011年5月起偿付了1200多万元的利息。但他始终还不上本金，到2014年8月被起诉时，他还欠着约2600万的本息。

       保盛公司借款时值榆林煤炭的拐点，价格大幅下滑、销路萎缩渠道不畅。而就在前一年，保盛公司还是子洲县第一纳税大户。“不是保盛公司一家陷入了资金困境，因资金链断而被迫停产的煤炭企业比比皆是，在榆林市更是处处可见。”冯永胜给法庭的答辩称。

       1994年建成投产时，东梁煤矿还是一个面积0.35平方公里、年产4万吨的村办煤矿。

       神木县的辉煌某种程度上来自于东梁煤矿这样的小煤矿。从2003年起，每吨50元的煤价开始迅猛上涨，最高时达到每吨850元。2012年，东梁煤矿基建基本完成，神木也因煤迎来经济巅峰，成为陕西省历史上首个GDP超千亿元的县。

       此后，榆林煤炭价格以每年150元左右的幅度下跌，“目前的平均价格是240元/吨，比去年又降了30元-40元。”榆林市能源局运销科工作人员周武(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以前是卖方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榆林市煤炭交易市场运营中心主任宋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前几年去小煤矿买煤，要先付货款才发煤。现在去买煤也要先付一部分货款，但却是煤矿求着买方付款，否则煤矿很可能没钱生产。”有煤炭从业者介绍，甚至有小煤矿以降价为条件，要求买方预付部分货款。

       但240元已经超过了东梁煤矿的生产成本，“包括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一些地税在内，小煤矿的税费负担太重。”东梁煤矿副矿长薛鸡换说，“而且东梁煤矿生产的煤热量低，卖不上高价。”

       一名榆林煤炭从业者告诉记者，地方煤矿每吨煤的直接成本不足百元，但税费可达150元-230元，国有大矿的直接成本约为130元，税费却在150元以内。

       两个公开数据称，2013年神木120多家地方煤企只有30多家开工建设；2014年上半年，榆林中小煤矿停工率超过80%。

        停产并不意味着可以安稳“过冬”。东梁煤矿整合改造投资了1.8亿，薛鸡换告诉记者，煤矿有1个多亿的两年期银行贷款，现在4名股东的股权还抵押在银行。

       也有小煤矿被勒令停产。因为保盛公司的欠款，法院查封了冯永胜个人在候石畔茂源煤矿的股份。只不过，茂源煤矿早在2014年4月就已停产，其时，茂源煤矿的采矿许可证到期，而茂源煤矿属于正在整合的基建矿，技改期间不得生产、经营。

       记者得到一份官方历史数据显示，2013年时，榆林市的生产煤矿只有76处，其中地方生产矿井62处。除了生产煤矿，基建煤矿和刚刚得到能源部门批复的“路条矿”均未办理完整的生产审核手续。

       停产带来了负面链条反应。司法材料显示，茂源煤矿至少经过了三层转包，冯永胜等股东购买了煤矿股权后，整体承包给了一名并无采矿资质的重庆商人，后者再次将其中一个煤层分包给了同乡。

        停产导致了各方利益受损，实际生产的底层承包者已投入了百万资金，却连订约前缴纳的35万元保证金都要不回。相关行业受损同样明显，上述煤炭从业者介绍，府谷县一名煤运业老板原有40辆规模的车队，如今已削减到了20辆。

       资金链断裂

        中小煤矿的寒冬远未过去。

       2010年开始第二轮煤矿整合时，一些煤老板“重仓”入场。“一时间煤矿炒买炒卖和‘扩股’成风，人为地高估了资源的潜在价值，造成实体经济的严重虚拟化膨胀。多数煤矿的股份一次又一次地被稀释，投资盈利的可能越来越寄托在煤炭价格的不断上涨上。”神木县官方提供的一份文件如此评价如今的民营煤矿危局。

       “一个中等煤矿的价值已从当时的10亿元贬值到两三亿元。更严重的是，当时一些煤老板扩大规模的时候，都是借高利贷，现在被彻底套牢，”上述榆林煤炭从业者说。

        对于榆林的民营煤矿老板，煤价下行只是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资金压力才真正扼住了他们的咽喉。

       中国人民银行[微博]榆林市中心支行一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记者，“整个榆林市2014年底的不良贷款余额超过80亿元，比年初增加了60亿元，产煤大县府谷县2014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去年增长了7倍多”。

       在府谷，民营企业之间的互联互保较为普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记者从人民银行[微博]榆林支行得到的一份数据显示，府谷县民营企业的联保贷款余额曾高达400亿元，其中最大的一户企业担保额就占了十分之一。府谷县形成了多个担保圈，最大的担保圈涉及一百多户企业，其中担保企业60户，被担保企业80多户，担保金额60多亿元。

       面对贷款难题，各方正在寻求解决思路。今年榆林市“两会”期间，府谷县民营企业代表提出金融机构应采取“借新还旧贷、降息缓还本、总量不减少、短贷转长贷”的方式，“给民营企业一个喘息的机会”。

       6月25日，陕西省政府采矿权抵押贷款试点启动会议在榆林召开，决定在神木、府谷两县试点。《陕西日报》的报道称，这打破了长期以来民营煤矿采矿权无法抵押贷款的“坚冰”。

      “但采矿权抵押贷款目前只限于那些手续齐全、通过审核验收的煤矿。”薛鸡换说。

       事实上，贷款并非民营煤矿最头疼的资金问题。神木县一家大型民营煤炭集团工作人员李猛(化名)介绍，银行贷款只占公司融资额的不到一半，“几年前公司新上项目需要20亿资金，但只从银行贷到了400多万，几乎全靠股东出资和通过高分红向社会扩股集资解决”。

        2010年后，民间借贷涌入榆林民营煤矿。“名义上一个煤矿只有几名或十几名股东，但每名股东背后可能还有十几名隐名股东”，李猛说，“神木县一个小煤矿只有1500万注册资金，其中一个股东出资240万，但他背后吸收的隐名股金高达2亿。”

       上述人民银行榆林支行的工作人员介绍，有关部门估算的榆林市民间金融最活跃时规模近700亿元，在煤炭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形成了隐患。榆林市中级法院2015年工作报告称，2014年榆林市法院系统受理民间借贷案件14331件，结案标的58亿元。

       “在重灾区神木，由于案件数量激增，县法院办公楼的办公条件都很紧张，正在考虑把一些案件放到附近的人民法庭办理。”榆林市中院一名法官说。

        这些民间借贷案件中有超过20%没有审结，“很大原因是一方当事人跑路，造成了案件审理拖延。”他说。

       “听说市政府下了规定，对煤炭企业在小贷公司的贷款只还本免还息。”李猛说，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相关部门证实。

        政府推手

        5月以来，榆林中小煤矿出现了一些新迹象。

        《榆林日报》4月1日报道称，在第一季度，因为中、省煤矿执行国家限产保价政策，榆林市14户中、省煤矿中有10户同比减产，累计同比减产690万吨。

      而记者得到的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5月，榆林市销售原煤总量3285万吨，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2.97%。

      非常形势下，煤炭产销正被有关部门密切监测，相关数据被以周为单位更新。本报记者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3日，榆林市生产了1.5亿吨煤，单周产量超过了819万吨，比上周增长约18万吨。地方煤矿今年至6月23日的总产量则为7100万吨。

      也就是说，榆林市的地方煤矿正在逐步恢复生产，加大产能。刚刚公布的榆林市2014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显示，地方煤矿16.4%的产量增速，远超全市原煤4.9%的增速。

      “2007年开始的第一轮煤矿整合预计今年将全部结束，可能会有40个试运转煤矿竣工投产。个别小煤矿在去年煤价低时停产观望，但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又开始生产。”一名榆林当地煤炭从业者说。

      2006年，国家开始第一轮对小型煤矿的整顿关闭，榆林市煤炭资源整合实施方案在2007年通过了陕西省政府的批复，东梁煤矿位列名单之中，被要求进行单井整合。

       经过近5年技术改造，东梁煤矿的井田面积扩大到2.78平方公里，煤层也从单层扩展到5层，年产能力达到45万吨。

        如今，45万吨也已逼近榆林市煤矿产能的下限。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记者得到的一份神木县官方材料称，103个县属煤矿的产能为8094万吨，平均每个煤矿每年产煤78万吨。“榆林全市仅剩的几个30万吨以下的煤矿今年将全部关停，今后新建的煤矿产能要在120万吨以上。”榆林市能源局生产规划科科长郭雄告诉记者。

       “榆林市目前共有267个矿井，其中中、省矿井35个，地方矿井232个。”郭雄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神木县、府谷县、榆阳区是榆林市煤矿的集中区，辖区内矿井数量分别为116、84、37个。

       35个中、省矿井占了榆林市煤炭总产能的一半还多，“榆林市煤炭总产能为4.49亿吨，中、省煤矿的产能为2.72亿吨。”郭雄说。

       他告诉记者，整合前榆林市有398个地方矿井，平均产能只有4.8万吨，“30万吨以上产能的矿井很少，而目前地方矿井的平均产能是96万吨。”

        榆林煤炭产量增加的另外原因，则是“价格持续低迷，煤矿企业只能通过增产来增收。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企业通过继续降价恶意竞争。”上述榆林当地煤炭从业者说说。

       “贸易商承销榆林煤仍有利可图，因为榆林煤质量高，一些经销商会配上一些热量低的廉价煤摊薄成本后出售。”宋亮说。

       增产增销的背后也少不了地方政府的作用。“卖煤是去年至今榆林市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榆林市能源局运销科工作人员周武说。

      “去年9月，时任副省长李金柱亲自带队去他老家河北沧州开推介会，这样的推介会去年一共举办了13场，每次至少有分管副市长参加。”周武说。河北省是榆林煤的重点销售市场，“仅唐山市每年使用的榆林煤就不下6000万吨。”他说。

      “近期环渤海港口库存需要补仓，煤炭平均价格上涨了5元/吨，同时夏季电煤需求开启，这都是5月榆林煤炭产销增加的原因。”周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