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大省贵州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兼并重组和去产能的困局之中的？

　　“保民生、稳增长，确保‘不出现省内拉闸限电’目标；讲诚信、不打折，确保‘不压减西电东送电量’目标。”

　　在贵州省内煤炭供应最为紧张的2016年10月中旬，贵州省省长孙志刚面对短缺的煤炭压力可谓巨大。而一直到现在，贵州省煤炭的稳定供应仍是一个大问题。

　　贵州省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相当于我国南方12个省的总和，名列全国第5位。而且，贵州省的煤炭不仅负责供应省内煤炭需求，也担负着向重庆、四川、广西等省份外送煤炭的重任，在2013年贵州省销出的1.82亿吨煤中，外销达到0.51亿吨，占比接近三分之一。

　　自2016年2月国家实施煤炭去产能政策以来，贵州省是全国去产能力度最大的省份之一，2016年去产能2107万吨，仅次于山西省和河南省。2017年的去产能目标为1500万吨，同样排名第三。

　　但是在2016年，由于水电出力大幅减少，需求侧用电集中爆发，火电的压力骤增，贵州省顿时成为煤炭供应最为紧张的省份。截至2017年3月，贵州省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倒是传出“封关”的消息。

　　受资源条件限制，贵州省的煤矿有着“多、小、散、乱、差”的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煤矿一方面是贵州省煤炭产量的主力，另一方面也是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而且，贵州省超过三分之二的煤炭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占比较小。

　　在山西省大刀阔斧进行“国进民退”的煤炭资源整合5年之后。2013年，贵州省终于下决心推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以减少小煤矿的数量，同时不断提升保留产能和产量的规模。但恰恰是在2013年之后，煤炭市场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煤矿关闭。贵州省的兼并重组也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企业挂靠、涉法涉诉和保留煤矿产能释放缓慢等问题不断凸显。

　　作为南方最大、最重要的煤炭省份，虽然贵州省目前煤炭产能高达3.2亿吨/年，但是由于资源条件、产业政策、市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贵州省煤炭产量并不尽如人意。随着去产能和兼并重组的不断深入，贵州省落后产能将不断退出，怎样实现煤炭的稳定供应已成为解决目前煤炭紧张的燃眉之急和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月份，《能源》杂志记者深入贵州省，调研煤炭产业现状。走访了贵州省的政府领导、专家和煤炭企业，了解贵州省煤炭的痛点，试图就相关的问题探寻解决之道。

　　燃煤之急

　　在贵阳市瑞金北路172号，由于紧邻着瑞金北路和北京路交接的大路口，人流和车流的喧嚣声此起彼伏，而位于此处的贵州省能源局办公室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常常处于紧张忙碌的状态。

　　“按照全省煤炭产供销日调度要求，每天早上十点之前，各煤矿前一天原煤的产供销情况都必须要汇总到贵州省能源局，对于生产不正常、产量变化较大的需要说明原因。”贵阳一位熟悉煤炭的人士告诉向记者这样描述贵州省煤炭最为紧张的时刻。

　　2016年10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成立贵州省煤电协调调度领导小组，两位副省长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并从10月24日起，贵州省能源局在生产煤矿复工复产及电煤保供情况周调度、旬调度分析机制的基础上，调整为日调度、日报告，及时掌握煤矿生产、复工复产及电煤供应情况。

　　那么贵州省电煤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

　　中电经纬数据显示，贵州省2016年电力装机5510万千瓦，其中水电2089万千瓦，占比接近40%，火电3014万千瓦，占比60%。而2016年三季度以来贵州省天然来水同比大幅下降，水电蓄能大幅减少，水电出力严重不足。

　　对比2016年水电发电量和火电发电量很容易看出端倪。10月和11月贵州水电发电量大幅下降，分别同比下降了45.7%和54.3%，而火力发电则在9月份和10月份大幅增加，分别同比增加了74.7%和84.4%。

　　但是，火电需求激增的同时，贵州省的煤炭却正挣扎在市场低迷的困境中。2014年，煤炭价格相较2013年下降了100元，2015年较2014年煤炭价格又下降了近100元，煤炭几近全行业亏损，2016年上半年的煤炭企业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

　　“由于2016年之前几年煤炭市场不好，价格持续低迷，加上融资困难，煤炭企业没有资金投入，许多煤矿采掘投入不足，造成采掘失调严重。现在想立即恢复，需要时间，又缺乏资金，导致大量的煤矿在市场回暖后复工复产缓慢。”贵州省能源局煤炭处处长高腾友告诉《能源》杂志记者。

　　在糟糕的市场环境下，许多煤矿的掘进和回采都停止了，只保留少量的人员看场，对煤矿进行通风、排水等维护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都需要支付工人工资，而且维护工作会耗费大量的电力，有的大矿一个月的电费甚至可能达到一百多万，小矿也需要几十万。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煤矿就彻底停了下来，甚至把井口都封闭了。这样一来，井下就会出现巷道破坏、淹水状况。

　　随着火电对电煤需求的增加，煤炭形势转好，到2016年下半年，煤矿复工复产又提上日程。但是复工复产也需要启动资金，早已负债累累的煤炭企业已无力东山再起，更遑论有了资金之后重启过程还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2016年11月初，贵州省举行金融机构支持煤矿企业对接会，三家银行与有关县政府、银行和煤矿逐一签订了《贵州省金融支持煤矿企业复工复产“政金企”合作协议书》，为全省首批复工复产的72处煤矿提供专项贷款9.65亿元，解决煤矿复工复产紧缺启动资金难题。

　　此外，贵州省还安排了财政资金10亿元用于冬春煤炭生产供应保障奖补，奖补时间从2016年11月15日到2017年2月28日，共106天。

　　“如果在2014年煤炭形势不好的时候，这些煤矿企业能够坚持下来，那么现在的煤炭形势会好一些，但是这样的企业非常的少。”高腾友感叹道。

　　究其根源，煤炭供应紧张原因在于市场形势影响，煤炭企业大量的关闭煤矿，而正常生产煤矿数量规模均严重不足。

　　大产能VS小产量

　　目前，贵州省有各类煤矿1189处，规模3.2亿吨/年。但是从煤矿的状态来看，生产矿井679处，产能20886万吨/年；建设矿井309处，产能8559万吨；待处置矿井201处（待关闭120处、产能1785万吨/年；待扩能改造81处，产能由729万吨/年提升至3375万吨/年）。

　　但是据了解，2016年12月以来贵州省日均正常产量27万吨，产能利用率70%。按此测算2016年贵州省煤炭产量将不足亿吨，初步预计2017年正常生产矿井最多528处，产量1.23亿吨，仅能基本满足省内需求，省外市场无法供应。

　　贵州省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经过不断的发展，煤炭产能已经足够的庞大。但是由于开采条件差，贵州省的煤矿结构很不合理，导致产能难以完全释放，产量并不尽如人意。

　　贵州省是世界上喀斯特溶洞分布最广、发育最典型的地区，是世界上著名的喀斯特地貌之乡。然而这对于煤炭开采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喀斯特地貌产生旅游价值之外，也导致煤层的赋存条件复杂，煤与瓦斯突出和水灾等灾害严重，开采条件相较北方的煤炭省份较差。

　　“贵州很难建设比较大型的煤矿，120万吨/年已是比较大型的矿井，不像北方一个工作面就几百万吨，一个矿可以达到上千万吨的规模。此外，贵州省的露天矿也非常少。”贵州省煤矿设计研究院工程技术部部长陈明对《能源》杂志记者说。

　　也正是因为地质条件的限制，贵州省煤炭发展一直和小煤矿有着密切的关系。2005年，贵州省煤炭产量突破1亿吨，但是其矿井结构却极度单一。全部生产矿井中，设计年产3万吨的矿井有1728对，占全部生产矿井的80%以上，设计年产6万吨、9万吨、15万至30万吨和30万吨以上的矿井分别有310对、22对、23对和24对，大中型矿井只占生产矿井总数的1%。

　　由于小煤矿存在技术装备条件差、专业人才匮乏等弊端，小煤矿的安全事故数量居高不下。瓦斯是贵州省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杀手”，2005年贵州省共发生煤矿瓦斯事故86起，死亡312人，瓦斯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全部煤矿事故的16.51%和37.28%。

　　为了解决小煤矿数量多，规模小，安全事故多发的问题，贵州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对煤矿的规模要求不断进行升级，从6万吨，到9万吨、15万吨，一直提升到30万吨。2011年，贵州省煤矿最低规模达到了9万吨/年，煤炭资源整合取得成效，并且在2012年终于摘掉了长达12年的“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全国第一”的“帽子”。

　　2013年，贵州省开始大力推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要求主体企业按照煤矿“数量减半”的原则确定关闭煤矿，重组保留煤矿产能可提升到30万吨/年或45万吨/年。比如说两个9万吨/年的煤矿，主体企业花两千万买一个9万吨/年的矿关掉，然后把另一个9万吨/年的煤矿做到30万吨/年或者45万吨/年，最后煤炭的产能还是增加的。

　　但规模和产能扩大后却很难在行业由衰转盛时迅速启动响应市场。“如果有市场，在银行的支持下煤矿恢复起来很快，但是现在银行不支持，缺少资金投入。按照国家去产能政策，淘汰这些小矿，建设大矿。但大矿的建设周期长，投入巨大，融资是一个大问题。”高腾友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有的规模达不了产。因为贵州省资源条件的限制，尤其是瓦斯灾害严重，导致严重的抽崛采失调。在严密的安全监管下，煤矿的生产必须在满足设计要求，瓦斯浓度达标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4年来，为了彻底解决小煤矿的顽疾并扩大规模和产能，贵州省一直在坚持推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但是因为资金的原因也产生了煤矿企业挂靠、涉法涉诉、保留煤矿推进缓慢等问题，兼并重组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困难的兼并重组

　　不同于山西、河南等地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贵州省兼并重组的主体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兼并重组能否获得成功，国有煤炭企业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而民营企业之间“自由恋爱”成为贵州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特色。

　　在贵州省所有煤炭企业中，央企在黔64处，规模2280万吨/年；省外国有53处，规模2664万吨/年；省属国有29处，规模3904万吨/年；民营1043处，规模23111万吨/年。

　　然而，肇始于2013年的贵州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很快便遭遇了滑铁卢。

　　2013年贵州省开始进行兼并重组的时候，虽然煤价已经下跌，但是还勉强可以接受。煤炭企业在银行的支持，通过贷款获得了资金，才得以进行兼并重组过程。

　　但是从2014年开始，整个煤炭市场急转直下，此时的煤炭行业被银行列入限贷、抽贷的行业。煤炭企业通过银行获取资金开始变得十分困难，兼并重组过程趋缓。截至2017年3月，贵州省的兼并重组还没有完成，目前保留有118家主体企业。

　　“贵州省希望兼并重组在2017年年底能够告一段落。但是，现在由于资金短缺，导致的诸多涉法涉诉问题成为推进兼并重组的掣肘。”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据媒体报道，一些贵州煤炭企业在签订兼并重组协议时约定，被兼并者债权债务与主体企业无关。可是，一旦被兼并，隐形债权人或股东、民间借贷者就冒出来索要利益，这些债务被‘依法’压在了主体企业身上；一些主体企业支付了80%以上的资金，过户后由于资金压力尾款不能按期支付而被告上法庭；还有一些被兼并煤矿职工工伤或职业病患者没有处理完结，转嫁到主体企业引起纠纷。

　　据悉，目前贵州省涉法涉诉煤矿370处（其中188处多次查封），规模8300万吨/年。涉及公告生产煤矿158处，产能3950万吨，关闭退出煤矿141处，规模2232万吨，待技改扩能煤矿177处，规模4133万吨（扩能后产能8880万吨），延缓贵州省煤炭行业去产能和转型升级步伐，影响煤炭稳定生产供应。

　　为了解决涉法涉诉的问题，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牵头，省高法院、省能源局配合，对涉法涉诉煤矿分类梳理、一矿一策，加快结案。省高法院协调各级地方法院和外省法院，对涉法涉诉煤矿分时段处判决，采矿权过户前所产生的涉法涉诉及相关债务由原业主承担，过户后所产生的涉法涉诉及相关债务由现任主体承担。在查封煤矿时只针对原责任煤矿，不实施连带查封，冻结主体企业账户，影响其他正常生产、建设煤矿。不查封和冻结各级财政下拨的用于关闭煤矿人员安置的奖补资金。

　　除了涉法涉诉的问题，兼并重组过程中还伴有企业挂靠的问题。因为按照兼并重组的有关政策，只有产能和注册资本达标的煤矿企业有兼并重组主体资格，总产能和注册资本不达标的小煤矿企业可能会遭到关闭。

　　但是由于主体企业和被兼并企业之间有时难以达成一致，所以便产生了“挂靠”这一权宜之计。

　　“这个问题不好评价。从省里的角度来看，兼并重组是以资源为基础，以产权为纽带，采取并购、协议转让、联合重组、控股等多种形式开展。”高腾友对记者说。

　　兼并重组开展之初，主体企业更希望一次性买断，这样便于管理。但是之后煤炭形势一落千丈，主体企业提出通过给予股份的方式进行兼并重组，但是被兼并企业却更愿意接受资金支付的方式。主体企业和被兼并企业双方都谈不拢，但是所有的企业又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兼并重组，因此便出现里企业挂靠主体企业的现象，挂靠方每年交给企业一定的管理费，生产经营并不受主体企业影响。

　　兼并重组过程中的挂靠现象是不被省政府所允许的，但是主体企业拿不出足够的钱进行全额收购，采取股权合作的方式被兼并企业又不接受。

　　“从反映的情况来看，有些企业认为股权的方式太复杂，不如直接全额收购简单。这个问题需要一步步来消化。”知情人士告诉《能源》杂志记者。

　　2013年开始推行的兼并重组在2016年遇到了国家的去产能政策，两者之间并不完全相同，主要分歧在于控制新增产能上。

　　贵州省在推行兼并重组过程中已经关闭了一大批煤矿，以推进保留矿井扩产或者新建大型煤矿。但是，后来的去产能工作对于新增产能要求严格，必须关闭一定数量的煤矿作为产能置换的指标。

　　是坚持兼并重组？还是要叠加去产能政策的要求？贵州省选择的是前者。2013年贵州省推行兼并重组过程的时候，按照国家要求是减少数量，从1700多处减少到800多处。如果要保住一个矿，需要买一个矿来关掉，现在如果按照去产能要求再关闭相应规模的矿井，是没有办法来开展这项工作的。

　　事实上，兼并重组要求保一个矿关一个矿，本身也是去产能。“目前，贵州兼并重组是在减半重组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国发7号文要求，实行减量或等量重组，继续推动没有进主体的煤矿加入主体企业，已经开展兼并重组的煤矿继续按照计划实施。”高腾友解释道。

　　被左右的产能

　　2016年，煤炭去产能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贵州省兼并重组不可避免地陷入去产能的洪流之中。然而，现阶段煤炭供应紧张，亟需产能，2016年之前实施兼并重组扩充的产能还没有释放，2016年之后兼并重组又必须和去产能工作结合，产能的矛盾愈发突出。

　　2016年2月，国家关于煤炭去产能的7号文发布以后，对于新增产能把控尤为严格。规定从2016年起，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需新建煤矿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

　　但是近年来，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煤炭行业持续低迷，煤矿企业经营困难，金融机构对煤炭企业的融资限制准入、禁止新增授信，贷款利率上浮10~30%以上，甚至抽贷、断贷。煤矿企业资金缺口较大，预计“十三五”需要技改建设资金1200亿元。

　　贵州省在2016年早些时候实施了一批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使得新增产能释放更加容易一些，能够缩短矿井的建设期。

　　“有一部分业主考虑的比较长远，在建设煤矿时，在提升系统、供电、排水、通风等配套系统上提前投入，虽然煤矿设计规模为9万吨/年或者15万吨/年，但是整个设计下来系统能够达到45万吨/年，甚至60万吨/年。在核定产能之后，可以按照核定之后增加的产能组织生产，而不认为是超能力生产。”陈明向《能源》杂志记者透露。

　　但是现在这条路已经走到了终点。

　　“国家明确规定只有在2016年底前完成小煤矿机械化改造的煤矿，可以通过生产能力核定予以认可。有些已完成机械化改的中型矿井和正在改造的矿井确不具备核增条件。”高腾友说。

　　“假如主体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关闭了一个15万吨的煤矿，并把买到的这个指标用在保留矿井30万吨/年扩到45万吨/年上，那么它的总体的煤矿产能并没有变化。”陈明给《能源》杂志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由于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钱对主体企业进行补助，所以会用资源来补偿。假如被关掉的15万吨/年煤矿还有500万吨的资源储量，那么关掉以后，就会给保留扩建的45万吨/年的矿井周边多划出一些资源。”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有很多参与兼并重组的保留煤矿周围并不具备补偿矿区资源的条件，属于兼并重组中最为棘手的情况。对于这一部分煤矿，贵州省目前仍在研究对策。

　　但是，兼并重组矿井的建设审批程序花费的时间过长。从兼并重组开始到项目开工建设需用时3年，项目建设还需2~3年才能验收投产。从2013年9月开始兼并重组以来，贵州省113家兼并重组主体企业实施方案已审批，批准保留煤矿646处，取得新采矿许可证的煤矿仅15处，建成投产的仅3处。

　　拟改造建设矿井在兼并重组实施方案批复保留后，需要经过预留矿区范围、地勘及储量核实报告备案、办理占用或查明资源储量登记、划定矿区范围等7个主要环节，而这些环节几乎都不能实现同步，必须按流程逐一办理，少则半年以上，多则3~5年不等，严重影响改造建设矿井的投产时间。

　　能否加快兼并重组保留煤矿相关手续办理，对于贵州省及时获得真实的产能十分重要。针对贵州省目前的审批流程，相关的专家提出了两点建议。

　　第一，要简化兼并重组保留煤矿整合技改手续办理程序，采取同步审批、合并审批的方式，限期按时办结。煤矿完成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备案后即可进行初步设计审批和开工建设，其他手续在建成投产前完成。

　　第二，根据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方案批复的拟预留矿区范围先换发保留煤矿两年期临时采矿许可证，允许保留煤矿根据预测资源量先进行初步设计审批和开工建设，其他手续在建成投产前完成。

　　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贵州省的去产能任务，2016年开始，用3至5年时间，关闭煤矿510处，压缩规模7000万吨左右。尽管2016年贵州省去掉了2107万吨的产能，但是接下来几年的任务仍然很重。与此同时，强势去产能的同时还要保证新增产能的释放，能否合理缓解两者的矛盾对于贵州省煤炭至关重要。

　　按照贵州省的规划，到2020年，贵州省规划完成9万吨/年、15万吨/年煤矿的兼并重组，保留750处煤矿，所有煤矿达到30万吨/年的规模。而且要求机械化程度达到100%，原煤产量达到1.9亿吨。到2020年，贵州省周边省份的许多煤矿基本全部退出，贵州省要具备外调5500万吨煤的能力。

　　然而，能否实现2020年的目标，取决于贵州省兼并重组能否最终完成和保留煤矿的产能能否释放，否则，去产能的强势推行下，贵州省煤炭将成为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