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公司已经基本终止了有关褐煤气化技术的推广，经过重重努力我们还是不得不放弃。”榆林西部煤炭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贺峰话带惋惜，“就让它这么‘睡’着吧”。贺峰口中的“它”指的是公司几年前力推的低阶煤微细干粉制备气化用高浓度水煤浆技术，推广之初，这一技术曾在呼伦贝尔某项目的试验中使水煤浆浓度得到有效提升。然而，中小规模的尝试并未开启技术的工程化道路，推广之路一波三折。

　　同样，在长青中美（北京）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超也向记者诉苦不迭。不同的是，张超还在为推广公司的K-燃料褐煤提质技术继续奔走。

　　合作之路举步维艰

　　谈起7年的技术推广路，张超递给记者一份类似备忘录的时间表,“项目负责人调离、拟合作方资金困难、技术专利归属问题、配套工厂破产清算”清晰地记载着一次次寻求合作的过程中遭遇的问题。

　　2009年K-燃料褐煤提质技术从美国引进之初，正是国内开始提及褐煤开采利用之时。张超坦言，最初推广时相关的配套开发尚有不足，“第一次推出这个技术就是和一家大型央企接触，也确实心里没底。”据该央企参与这一技术接洽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企业内部的科研部门也在引进和研发相关技术，所以合作最终没有达成。

　　“当时美方根据这一技术给出的整套装备工程化造价接近1亿美元，所以我们改变了最初单纯推广技术的思路。”张超告诉记者，为了便于技术落地，公司利用3年左右时间和国内一些设计院、高校以及制造企业开展合作，将装备进行国产化改造，把价格降低到约7000万元人民币。此后几年，长青公司又先后尝试与两家央企洽谈，但由于对接负责人调离项目、企业下属煤矿和工厂破产清算等原因，合作屡遭搁置。“很多时候，其他一些褐煤处理技术在试验和工程化应用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失败，也会增加投资企业的顾虑，影响到正在洽谈中的合作，而这种失败并不在少数。”

　　7年时间，长青公司只在2014年与金新化工有限公司在海拉尔地区一尿素合成氨项目中进行了一次尝试性合作，年加工量仅为3-4万吨。榆林西部煤炭技术研究中心的褐煤气化技术也止步于中试装置。

　　投资方顾虑难消

　　“就K-燃料褐煤提质技术而言，100万吨加工量的投资规模达到2亿元左右，中小型企业很难启动这么大的资金流。而且技术型公司本身也不掌握煤矿资源，原料也是问题。”排除技术因素，张超用“弱小”形容自身企业的实力，“这也是我们大多向国企、央企推广技术的主要原因。”

　　而作为大型央企，巨额投资新技术难免会有顾虑。一位业内央企相关负责人坦言，煤炭加工利用技术投资动辄4、5亿元，“让某一个企业单独承担如此大的风险有时是不公平的”。张超还表示，投资方的犹豫根本上来自于对技术的担忧，“以褐煤加工为例，在煤炭去产能的大背景下，连煤质相对较好的烟煤都面临限产，劣质的褐煤是否还有市场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疑虑。”

　　相比业内对褐煤的谨慎态度，在更广泛的民间投资者看来，“煤”字头技术似乎本身就不被看好。很多企业在寻找社会投资或申请创新基金时就遭遇过“煤炭类技术免谈”的窘境。另一方面，工业投资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小规模民间投资往往杯水车薪。

　　市场永远需要优质高效的技术

　　在煤炭加工利用领域，手握技术苦于推广的中小型企业不在少数。在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煤化工事业部副主任阮立军经常可以见到各类相关技术的推介资料。“很多公司的技术从原理上分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推广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阮立军认为，煤炭加工利用技术从试验走向真正的工程化是涉及多方要素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水分降低、热值提高等某一项指标的优化，还需要煤质达标、经济可行、清洁环保等综合评价。”

阮立军也提出，煤炭的清洁利用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新技术层出不穷，但市场上优质、高效的技术却是稀缺的。如果技术持有方能够让投资者看到一个切实的示范工程，那么说服力就会大大加强。“当然，示范工程中一定的人、财、物投入也是需要综合考量的。”

　　目前，据贺峰介绍，榆林西部煤炭技术研究中心已将技术研发和推广的主力转移到一种以煤炭为主要原料的纯碳材料上，生产规模可达30吨/天。“这项技术的市场反应和前景都是不错的，如果资金允许，公司准备在明年继续扩大生产规模。”

今年5月起，在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的推荐下，长青公司也开始与大唐克旗煤制气项目进行前期交流，而今年6月30日，大唐煤化工板块已从大唐集团剥离，转入新成立的中新能化科技有限公司，至今前景尚不明确。

　　阮立军认为，大量煤炭散烧加剧大气环境污染，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迫在眉睫，但社会舆论对“去煤化”的片面认识，使大量新技术既得不到政府的资金支持，更难以获得社会融资，中小型技术研发企业步履维艰。如果不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进展将十分缓慢，需引起有关方面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