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以来，在国家促进煤炭行业健康发展相关政策措施的引导下，部分煤炭企业加大兼并重组力度，成立股份制煤矿。这些股份制煤矿，为发展经济和安置职工就业、优化煤炭产业结构、集约开发煤炭资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股份制煤矿也对我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现代企业制度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然而，日前笔者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发现，当前，随着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不断深化，按照市场化机制，部分股份制煤矿进入关闭破产退出程序，但由于其股权结构复杂、涉及面广、利益多元，同时缺乏相关煤矿退出政策支持，一些股份制煤矿对关闭退出条件期望值高，在无法满足其要求的情况下，对煤矿关闭退出不积极、不主动，甚至有抵触情绪，导致关闭退出无法推进。以西南地区某集团为例，该集团去产能拟关闭的煤矿中，有13个股份制煤矿、涉及产能479万吨，目前仅有五个煤矿关闭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其中三个属政府强制关闭的9万吨以下矿井），其他股东拒绝承担职工安置等关闭费用；其余煤矿的其他股东均不同意关闭和支付相关费用，很难作出股东会决议。

    笔者发现，与国有全资企业在政府和国资委行政主导下直接推动不同，股份制煤矿通过法定程序关闭相对较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煤炭落后产能退出长效机制未真正建立。煤炭作为国家基础能源之一，具有不可再生性，煤炭开采和综合利用的长远规划应适应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需求，煤炭产业不应归为纯粹的竞争行业，简单地交由市场决定，应当增强对煤炭的宏观调控，建立煤炭行业的进入和退出的长效机制，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和投资浪费。由于煤炭行业进退机制不完善，导致投资者的盲目性，在高峰时期因暴利蜂拥而入，在低谷时因去产能成本太高无法抽身，并对退出补偿期望较高。

    二是煤矿产能退出政策支持不足激励不够。去产能不仅仅是企业或行业自身的微观问题，更是关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问题，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去产能主要采取了直接收购落后产能并报废、政府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偿两种方式，按照市场化原则给予了足额补偿，鼓励企业去产能行为。按照国发〔2016〕7号文件确定的“市场倒逼与政府支持相结合的原则”，我国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明显不足，如上述提到的西南某集团，该集团预计将关闭煤矿36个、减少产能1165万吨，但关闭煤矿净资产损失144亿元、带息负债115亿元目前没有具体政策妥善处理；同时国家对分流安置人员奖补资金仅2亿元左右，而实际分流安置人员费用预计高达40亿元，都将成为存续企业的沉重负担。

    三是煤矿产能退出压力机制不足导致意愿不高。在依法治国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目前要“用法治化和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在如上所述“政府支持”的补偿机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市场倒逼”的压力机制还不够，煤炭行业曾经的黄金时代导致资本“井喷式”涌入，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仍然给各方股东以复苏的期望，2016年三季度末的煤价回暖一定程度上助力观望心态，在煤炭市场形势处于最低谷情形下宁愿处于僵尸状态，不愿意付出高昂的成本推进关闭，甚至采取抵触和逃避手段。

    妥善处理股份制煤矿产能退出问题，不仅关系到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顺利推进，关系煤炭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对股东合法权益保护更是关系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总方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健康发展。为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加快研究股份制煤矿去产能退出机制，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实施办法。

    加快建立完善煤矿落后产能退出长效机制，制定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和落后产能标准，通过提高环保标准、市场准入机制、安全生产标准，强化监管，真正把资源储量少、赋存条件差、安全生产无保障、扭亏无望的僵尸煤矿淘汰掉，把安全、高产、高效和综合利用好的煤矿留下来，确保煤炭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尽快研究制定股份制煤矿产能退出专项政策，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厘清股份制煤矿股东责任义务，债权处理原则，完善债务分割的具体办法，健全完善补偿机制，维护股东合法权益。

    借鉴国外好的去产能作法，总结上一轮煤矿兼并重组经验，认真研究完善去产能补偿机制和优惠政策，如对关闭煤矿按产能加大财政奖补力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存续主体企业税收减免力度等，切实提升去产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