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风化雨、跨跃腾飞，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第40年。从1986年中国迎来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至今，中国股市也走过了30多年的进程。“腾讯证券研究院”推出特别策划栏目《我是传奇——资本市场30年风云录》，邀请证券市场的见证者、参与者，讲述“我与中国股市的故事”，与读者一同见证中国证券市场30年沧桑巨变。

　　金岩石：独立经济学家，现任北京鑫星伊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CEO。前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华尔街让我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我15岁初中毕业就进入开滦煤矿“改造”，当时每天要在井下工作10个小时，在矿井下做了7年的机械维修工。我坚持看书，作了很多准备，但一次一次与推荐上大学无缘，不过这并没有削弱我的学习劲头。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我顺利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系。1982年之后，我毕业留校，次年即破格升为讲师，后来又被提名为副教授。

　　同时，我参与主办了第二届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家理论研讨会，参与创办了《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并任执行总编之一。中青年经济论坛很多读者和作者后来成为中国股市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者。

　　1985年莫干山会议，左起第二为金岩石。

　　1987年我在南开大学完成博士学业之后，获索罗斯基金资助到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从事博士后研究。我仅在学界呆了一年，就决定“下海”。因为我研究了美国各个行业的收入状况后发现，美国证券业在当时的年平均收入是10.9万美元，这是大学助教的两三倍。

　　于是，1991年我就走进了华尔街的证券公司，做起了注册经纪人，1994年创办三普证券公司，管理逾四千万美元的资产，成为美国大华府地区第一间华人创办经营的证券公司。

　　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在美国的公司市值1300多万美元，按持股比例我所占的部分就100多万美元，还不包括我平时在公司的收入。在纳斯达克疯狂的时候，我没有退出，后来，纳期达克综合指数从最高的5100多点跌到1300多点，4000多家上市公司平均跌幅在70%以上，80%的股票跌幅超过80%，我几乎就一赔到底。这些东西还没到我的手里就一眨眼又没了，让我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华尔街对准中国股市的四个镜头

　　我一直专心做美股，偶尔也会买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包括中国汽车、中国轮胎，中国摩托等老三股。我是从那时开始关注中国股市，最初的印象是规模很小，交易量很低，只有在暴涨时交易量才会突然放大。

　　当时华尔街对准中国证券市场有四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1992年华尔街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谁说中国没有资本家》的文章,配了一幅荣毅仁和一辆奔驰车的照片。第二个镜头是，1992年深交所排队抢股票认购证的情景。第三个镜头是，第一只真正在纽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金杯汽车。第四个镜头是，2000年中概股上市潮，当时新浪、网易、搜狐等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开启中国公司通过VIE架构在美国上市的热潮。那时我受CNBC邀请作为评论员，对这些中国公司进行评论。

　　1992年深圳特区新股认购。

　　2001年刚回到国内的时候，我看到国内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大厅，有很多的散户在交易，而且许多人有电脑，而且都是大屏幕。在美国很少看到这种大厅，他们没有交易大厅，也没有交易小厅。美国大部分都是经纪人负责，客户基本不去接触一手信息，也没有电脑。那时候电脑很贵，一个证券公司有两三台电脑就不错了。在美国，证券公司使用最便宜的交易终端一个月也要交340美元，最贵的交易终端是彭博，一个月1950美元使用费。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证券市场的电子化普及要比美国早。当时我第一反应就中国的硬件系统比美国好，那个时候上海满街都是证券营业部，比粮店还多。在美国看不到证券营业部。第二就是那时美国股市是机构主导的，美国的证券市场参与者基本上是中产和富人，没有草根股民。中国股市当时有了将近200万的草根股民，散户参与者众多。

　　1998年股民正在广发证券营业部交易

　　我参与的两次印象最深刻的A股事件

　　一是2004年《证券法》修订中我支持银行托管资金

　　2003到2004年期间我参与了《证券法》修订。在《证券法》修订当中，我任外企专家组组长，世界银行技术援助项目推荐了五个专家，我是其中一位。我又是人在中国，最后就变成这中外双方的协调人，但是这个架构对于《证券法》后来修订的结果至关重要，《证券法》修订过程中，资金托管问题成为银行和证券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证券公司是绝不能直接碰客户的钱，就像鱼缸里的金鱼，你能看见鱼，但是你不能摸到鱼。在银行和证券两边的矛盾中，我们站在了银行这边。如果证券公司能够动客户的资金，后果不堪设想，南方证券、万国证券也都是在这方面出现了问题。

　　二是股权分置改革上我是市场派

　　当时国企很困难，所以就提出了利用股市为国企脱困。但又为了防止控制权旁落，就设计了一个股权分置。全世界都没有股权分置，因为就股票是全流通的，同股同权同价。

　　在股权分置改革上，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提出了一个概念，让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东们自己谈判解决，这一方案才是真正的股权分制改革方案。我是支持尚主席观点的市场派，市场派也推动了股权分制价格的谈判。我认为，证监会作为裁判员，只是接受双方谈判的结果然后登记注册，三年时间基本完成了股权分制改革，应当感谢管理层支持了市场派的基本观念。

　　股权分置改革首先让中国股市回归股市本源，股市就是全流通的，就是同股同权同价的。其次，全流通的股市不是扶危救困，全流通的股市是驱动创新。最重要的是A股开始了机构投资时代，这才有后来中外投资基金。股权分置到2012年完成，A股才真正转型成功。股权分置改革从之前70%左右的股票不能流通，到2012年之后流通股在市场占比达到80%-90%。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召开股权分置改革临时股东会议。

　　我在中国证券市场参与了三个“第一”

　　我在中国证券市场参与了三个“第一”。第一个，中国加入WTO后获准设立的首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华欧国际证券，是湘财证券董事长陈学荣主导，我来具体操作。

　　第二个是，2003年中国第一家通过存量股权转让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湘财荷银（现泰达荷银）。它是把四家股东合成两家，三家退出引进外资，然后形成了中外合资基金公司。

　　第三个是，我最早提出设立首席经济学家岗位。我加盟湘财证券后，提出设立首席经济学家这个岗位，然后给证券业协会起草了首席经济学家岗位提案，湘财证券是第一个对首席经济学家有文字记载和有岗位描述的。我当时专门起草了一个首席经济学家的工作条例，将其功能定位重在一个“专”字和三个面向：面向媒体和市场，以专家评论提升公司形象；面向公司决策层，以专业分析提供决策参考；面向国际合作者，以专项授权拓展国际市场。我认为，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职责看清楚中长期或者中短期的市场趋势，能够及时预测市场走势。

　　在湘财证券任首席经济学家

　　最遗憾的是在A股长期投资赚钱太难了

　　在美股的经历让我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在初期应用于A股市场并不是那么顺利，导致这些年我在A股二级市场上并没赚到多少钱，回国这么多年，真正赚到钱还是在股权投资上，也就是在一级半市场。

　　我发现在A股投资你如果想赚钱简直太难了，即便你长期投资也很难跑赢市场。有人说了，你看如果长期投资茅台，你的收益率会远远跑赢市场。但是你算过概率吗，根据我的测算，在A股市场上买了不卖，持有10年、20年，能够达到年化收益率25%以上的概率只有8‰。如果长期投资只有8‰的成功率，不能证明它是一个成功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偶然。巴菲特长期持有年化收益率25%以上，但是他至少应该20%的概率。

　　观察市场有两个维度，近观指数，远看市值，一般投资人看指数，融资人看市值。A股从2006年突破3000点，到2018年跌破3000点，差别在于指数回到了原点，但是市值确增长了3到4倍。指数就代表了整个股市的价格，价格反映的结果是市值大了，但是你的持股市值没变。而投资人如长期投资几乎没有赚到钱。

　　2007年6124点的时候A股总市值是35亿，但是其中70%股份不流通，30%股份流通，真正的流通市值是12万亿。如果按A股总市值50万亿算，80%股份是流通的，大约有40万亿，是2007年流通市值的三四倍。市值涨了三、四倍，可指数原地不动，真正赚钱的只能靠交易成功率和一级半市场。如果你想在A股较大比例超过市场平均值，就只有下面这两条路比较好走：一条路是一级半市场，另外一条是路是交易。

　　结语：

　　A股2007年的3000点起源于股权分置改革，否则就没有A股3000点、6000点。现在A股又回到3000点，我认为它是在呼呼新的改革，我建议开放外资进入和开放合规退市，对违规上市、违规经营和违规信批等上市公司，要毫不留情予以退市。

　　我觉得，总有一天A股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它能够预测、超前反映经济的周期波动，能够溢价支持国民经济的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