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若要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雾霾难题，我国需尽早尽快推动能源的转型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7年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为了推动雾霾治理进程，总理提出要多管齐下：一要加快解决燃煤污染问题；二要全面推进污染源治理；三要强化机动车尾气治理；四要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五要严格环境执法与督查问责。从总理的工作报告中不难看出，尽管雾霾的形成机理还有待于探究，但是雾霾的出现与能源有关并无争议。究其根源而言，我国东部城市的雾霾围城，主要源于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超大规模消费。

从能源角度看，雾霾主要是“烧”出来的，烧煤和烧油贡献了PM2.5的60%以上。为此，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雾霾治理与能源转型”学术研讨会。来自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界专家与学者就雾霾的成因与治理及能源转型发展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雾霾的成因与出路

从科学角度看，雾霾的成因很复杂，学科之间的争议颇大，各自的解决方案也大相径庭。浙江大学谷保静研究员认为氨的排放是造成我国PM2.5污染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比对我国PM2.5污染浓度和氨排放、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分布图，可以看出PM2.5与氨排放分布图之间有着很高的重合度，这证明氨排放对于我国PM2.5有着重要的贡献。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能为我国雾霾治理提供新思路，通过加强对氨排放的控制，有助于雾霾治理进入耗资较少、见效更快的新阶段。

中化能源高级经济师王海滨将雾霾成因归咎为燃煤与燃油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一来由于国内煤炭价格低，导致其老大地位难以撼动，但其污染物含量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二来由于国内质次价廉的石油产品供应量大，导致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经济问题自然需要经济手段来解决：只有提高清洁能源的经济竞争力，让企业与民众有足够的动力参与煤炭与石油清洁化利用，才会有助于解决能源生产与消费带来的严重雾霾问题。

针对雾霾治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赵勇强研究员认为，化石能源产生的问题可借助可再生能源来解决。得益于技术进步与成本降低，可再生能源已在规模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如此，要想达到1.5～2.0摄氏度的温控目标，包括中国在内的庞大能源行业仍需全面转型。为了实现我国政府制定的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占比20%的目标，未来我国的能源行业亟须加快推动煤电机组转化为灵活电源，以便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平稳运行提供保障。

尽管大家各有侧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潜旭明认为，雾霾治理归根结底还需要依赖科技的进步。为此，他介绍了美国能源部新能源创新项目管理经验。该机构通过建立专家网络，组织并促进了学界、私营企业与政府部门在技术研发上的合作。该项目组织管理模式灵活，从技术的设想、讨论、评估、立项、执行到技术的市场应用转换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这使其研究项目在技术研发的早期阶段就能够领先于国际同行。

大气治理需要政治智慧

如果说雾霾的成因及出路还有层层迷雾需要专家去拨开的话，那么大气治理议题恐怕更多的是考验政治家的智慧。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举动表明，气候变化议题绝非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如何应对全球变暖更多仰赖于政治家的智慧与决心。不幸的是，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王克研究员所说的，多数国家在碳减排的言辞与行动上是有明显落差的。如果以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情景数据库为依据，目前各国碳减排方案与实现全球1.5～2.0摄氏度温控目标之间仍有着巨大差距，这就要求各国总体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应在已有目标基础上缩减25%～40%。相较于中国，美国、欧盟、印度的减排方案与其应当实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更大，表明这些国家应提高目标，为全球减排担负更多责任。

碳减排不仅考验各国领导人，同样也考验地方政府官员。对此，浙江大学方恺研究员专注于探讨区域碳排放权分配问题。对地方政府而言，碳排放权同样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权，其实质是环境公共产品的使用权。若能在碳排放权分配上有利于己，不仅有助于本地区完成中央政府层层分解的碳减排任务，而且也能够为当地的未来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有鉴于此，如何有效分配各省市之间的碳排放初始配额，将是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政治难题。

如果说碳排放权分配主要涉及各国政府及各国地方政府之间展开博弈的话，那么政府推行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得当与否，更多的是考验政府与民众的政策目标取舍问题。这一点正如浙江大学沈永东研究员所指出的，如有必要，我国政府能够在G20杭州峰会期间调动各种资源实现“G20蓝”这一政策目标。尽管这种“G20蓝”是不可持续的，但它留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如果我们可以有选择性地运用G20期间采用的大气治理手段，比如说倡导全民绿色出行，那么未来实现“G20蓝”的常态化将不是奢望。

随着雾霾的危害性日益显现，公众对雾霾问题也越来越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雾霾越严重的地区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意识越强烈。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浙江工业大学叶瑞克副教授发现，尽管公众对如何治理雾霾普遍存在着认知不足的问题，但是他们对于雾霾治理的呼声日渐高涨却是真真切切的。如果说高收入、高学历及中老年群体对于空气质量更加关注的现象并没有违背常识的话，那么公众雾霾治理参与意识与当地雾霾严重程度呈现负相关的关系确实需要引起人们思考。

雾霾治理的政策两难问题在交通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为了降低汽车尾气的排放，政府不得不在重污染天气对机动车出行采取限制措施，由此导致了空气质量与出行便捷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种政策的两难问题促使浙江大学的祝子航等人展开了研究。为此，课题组从环境有效性、成本有效性、分配公平性及制度可行性四个维度建立了指标体系，并且通过政策评估将其分为重要且紧急、重要而不紧急、不重要而紧急、不重要且不紧急这四大类，对政策实施优先度进行排序。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结合不同的情况推行不同政策，这有助于解决政策的两难困境问题。

能源安全依赖国际合作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开发与利用所产生的环境危害，我国政府有必要通过双边及多边等方式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提升本国能源、经济与环境目标的协同性。在双边领域，中央民族大学程春华副教授考察了中俄油气合作。中俄油气合作已经呈现出“纵横交错、双管齐下”的特点，在上、中、下游均取得较好成绩。中俄东线天然气项目对我国雾霾治理十分有利，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可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不过，要想取得理想成果，中俄应加强战略互信，共同改善能源投资环境。

在多边领域，“一带一路”倡议自然是焦点议题。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非常驻研究员余家豪博士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外交、经济与地缘政治议题，涉及大量能源投资项目。这些能源投资项目包含政策、贸易、金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能够积极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强化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此外，跨国能源投资项目能够增强各国之间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发展，这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能源合作机制的形成。对此，中国可以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整合、金融系统、多边机制四个方面推动中外能源合作。

不管是在多边还是在双边领域，对外能源投资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海外投资风险问题。为了更好地展开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双将海外投资风险细分为环境与技术风险、市场运营与金融风险、政策法律风险、社会运动与舆论风险以及政治风险。只有积极防范上述风险，才能有效维护能源企业的海外投资利益，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利益。

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浙江大学副研究员周云亨强调能源安全观念与能源转型趋势相互促进。与他国相比，中国的能源转型更加迫切，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增速快，能源贫困与能源产能过剩并存，并且饱受雾霾之苦。同马斯洛需求层次类似，能源需求同样存在着递进层次，生存需求属于最低层次，解决能源贫困问题后便有供应安全的担忧，之后才会追求更清洁的能源。有鉴于此，我国只有消除能源贫困，降低能源供应不安全性，才能更好推进能源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