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煤炭产业发展的繁荣期远去，快速发展后形成的过剩困局袭来。据中煤协数据，目前煤炭产能过剩达15亿吨以上。其中，山西、内蒙古、陕西等煤炭大省的情况尤甚。一方面煤炭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煤炭消费需求则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持续疲软，煤炭主要产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数据显示，今年1-8月，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利润较去年同期平均下降67%，煤炭综合售价276.77元/吨，同比下降24%。山西告别了煤炭扩张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今年上半年，山西省GDP同比增长2.7%，处于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时期。

　　另一产煤大省内蒙古同样面临着煤炭行业发展困境。据消息，上半年，内蒙古重点煤炭企业实现利润19.1亿元，同比下降86%。

　　从2010年至2014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0.4%下降到2014年的7.4%，呈逐年降低趋势。然而，全国煤炭产量却从2010年的32亿多吨增长到2014年的38亿多吨，增长近19%。有业内人士指出，“一降一增”两条曲线反映出煤炭行业顶层设计的失控状态。

　　面对财政收入减少，地区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资金链紧张，金融风险累积，经济下行压力倍增等问题，各煤炭主产区出路何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一方面要痛下决心摆脱旧的发展方式，抓紧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加快培育新的动力和增长点，特别是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具体说来，需要地方和中央两个层面的共同努力。

　　地方层面来看，首先要合理控制煤炭产量，推进产能置换，将资源枯竭矿井和资源整合矿井的产能置换到园区大型现代化矿井上，实现产能合理利用。

　　其次，推进煤炭产业向高端、清洁、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要努力建设煤炭科技创新体系，着力抓好高效低碳煤炭技术研发推广和重点项目科技攻关，推进煤炭高新技术产业化。

　　再次，延伸煤炭产业链。要大力发展清洁煤、煤层气产业，建设煤电基地、现代煤化工基地，开发煤炭伴生资源，发展煤炭服务产业。

　　中央层面来看，需要重点制定以下政策。第一，制定资金支持的政策。如区分情况、有保有压，加大对技术装备水平高、抗风险能力强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就业专项资金的转移支出力度；探索设立煤炭资源型城市转产援助基金、煤炭开采区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制定和完善国有煤炭企业资源开采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金政策；支持煤炭企业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

　　第二，制定降低成本的政策。如：适当下调煤炭增值税率，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推进煤炭产区与铁路部门建立协商定价机制，适当降低煤炭铁路运费和港口费用，推广煤炭集装箱运输，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建立煤矿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减轻企业负担。

　　第三，制定协调矛盾的政策。如：设立煤炭销售最低保护价；鼓励大型电力企业与煤炭企业签订煤炭购销中长期协议；合理确定各地的产能限制指标，推进产能指标的市场化调剂；支持重点产区的外送电通道建设；降低煤炭出口关税、取消出口配额限制，鼓励煤炭出口，加大对低质煤炭进口的调控。

　　有业内人士指出，煤炭行业生态环境恶化在预期之中，煤价下跌、煤企亏损的现象多被煤企预判到。在地方政府救市举措的纷纷出台情况下，煤企施展一系列的扭亏举措下，煤炭市场非但没有出现扭转迹象，企业经营状况反而愈发糟糕。

　　煤炭行业的出路或并不在行业本身，若要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扭亏为盈，行业外因素必须发挥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