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30日是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林健7年碳交易生涯中最高兴的日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成为5个试点中唯一一个在没有延期的情况下，以100%的履约率完成第一阶段工作的交易试点。

    不久后的一天，临近约定时间还有5分钟时，这位皮肤黝黑、浓眉大眼的中年人略带小跑的走到记者面前。

    “您好，我是林健。”林健喘息略带急促，形容疲惫。此时，记者下意识的回头看了看身后的交易大屏——当天交易表中仅有3笔挂单，没有1笔交易。

    “安分”

    对于自己的评价，林健只用了一个词——“安分”。这个标准的“60后”性格特征不仅显现在他的气质和外表，也成为林健坚持7年做碳交易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健告诉我，中国第一批做碳交易所的人，到现在还在坚持的，可能只剩下他自己了。而他最初选择碳交易这个领域，只是领导的一个安排。

    “2007到2008年时，很多人还不知道碳交易是什么，甚至对于‘碳’和‘炭’还分不清楚。可能是考虑到我知道的多一些，领导就让我牵头来做碳交易这件事儿。”

    领导的一句话，让林健的职业生涯有了巨大转变。根据职业生涯前二十年的经历，林健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此前致力于分子生物学领域，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研究员。期间，林健参与了二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中、美、英等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杂志》（PNAS）在内的SCI权威杂志发表重要论文23篇。此外曾经承担中国国家科技部重大攻关项目负责人，并取得三项专利。另外，在企业跨国并购领域，林健也有成功涉足。

    在普通人眼里，无论是分子生物学还是跨国并购，都比当时一片模糊、颇受争议的碳交易领域更具前景。林健的这个转身算不得“华丽”，反而有些漫长而艰辛。

    “说实话，这几年当中有很多‘迷茫’的时候，我也多少次想过放弃，在外面找我的人也不少，机会不错的也有。说不动心是假的！但一想到跟我一起干的这些年轻人”，林健顺势指了指坐在另一侧的李瑾博士。“来的时候跟人家说得天花乱坠，总不能真把他们忽悠了吧！”

    “迷茫”

    “迷茫”始于2008年，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初建。

    提到那段时间，林健说：“当时国内政策不明朗，我们没有方向，真是迷茫！你不知道我们‘哭’了多少回！”

    林健表述的“哭”，我认为只是一种形容，但从一位“60后”、“严肃派”的口中说出，足以表达心境。

    做好准备成了林健当时唯一要做的事儿：了解国际碳交易政策走向、摸底上海市场，外加养活自己。

    怎么能让有限的人力集中起来把三件事儿都做圆满呢？林健采用了“搂草打兔子”的战略：组建团队为上海企业的节能减排做研究方案——这样即解决了吃饭问题，过程中又了解企业具体情况。另外，在每次代表上海出国访问时，林健就自封中国义工，宣讲中国真实节能减排态度。

    按照这种工作思路，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从2008年开始到2014年上半年，连续实现赢利6年，这在目前全国7家试点当中首屈一指。至于利用上海身份代表中国，这种“自封”身份所带来的尴尬，林健并没有在意。

    “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节能减排有很多的误解。包括丹麦等一些平时跟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站在很对立的角度。”说到这里，林健的声音比刚刚稍大了一些，“我在很多场合中跟他们解释：中国不是不愿意做碳减排这件事，是需要时间。中国已经看到了雾霾对生存环境的影响。”

    这些话，林健是说给别人听的，也仿佛是说给自己听的。每说一次，都加深了他对中国碳交易政策出台的盼望。

     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此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出了中国碳减排的承诺。

    中国碳交易有了方向。然而问题并没有减少——政策明晰了，就意味着开始有了政策反对者。在政策与企业意见中找到平衡点成为林健又一个工作重点。

    “那时候，最怕的就是企业反对。如果交易所与企业站在对立面上，后面的工作就很难做。碳交易市场是一个政策性主导的市场，如何让一个刚性的政策框架能够和谐的、柔性的着陆，反映着上海的工作水平。”林健的团队开始了一家家地走访、一家家地谈。

    此后，一切开始有了“拨开云雾见月明”感觉。

   “政策先行”

    正如此前的“感谢词”，林健认为，上海能够如此顺利的完成首阶段任务，上海市发改委适时的领导和政策的出台功不可没。这也是上海经验未来可以全国推广的关键点：政策先行。2012年8月上海市政府正式发布了《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成为了上海市碳交易工作推广的重要政策性依据。也成为了上海市能够顺利完成履约的重要“法宝”之一。

    该《意见》明确为碳交易试点的建立做出了纲要性的指导，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开展的7个试点中，首次以政府纲领性文件的形式对碳交易试点工作做重点的部署，其内容包括碳交易工作的总量、要素、分配等。

    随后的工作，仿佛如时间表安排得一样顺利：2013年1月，由上海市发改委发布了首批纳入碳交易试点企业的名单，最初确定了包括工业和非工业在内17个行业的197家企业。但经过进一步的筛选，去掉了迁出和关停企业，上海市最终确定了191家企业进入碳交易体系。与此同时，上海市亦公布了辖区内碳排放的核算方法。依据分行业的核算方法， 2013年3月，上海市完成了企业排放情况的盘查。在没有任何数据基础的情况下，上海市发改委完成了对191家企业的摸底。10月，191家企业完成了注册系统和交易系统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次月，全国首个碳交易试点管理办法——《上海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正式出台。该管理办法对碳排放的管理、核算报告、碳交易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明确。

    2013年11月26日，随着上海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林健的日子也渐渐的“熬”了出来。

    “现在该轮到上海市发改委‘哭了’，重担压力都集中到了发改委身上。碳交易第一个履约期后，他们要根据实际情况作总结，出台大量的相关政策。”林健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多见的得意。

    “活跃度”

     看到林健心情不错，我随即转身指了指身后的大屏幕问道：“当下，即使已经有了近10年成熟经验的欧盟碳交易市场，仍然会有市场活跃度不足的困扰，您怎么看待市场活跃度的问题？”

    “市场活跃度不是我们追求的根本目标。”我以为我听错了。

    “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章节，重点谈一下。”林健不慌不忙、一脸学者气派，将我带入了破费脑力的“逻辑课堂”中。

    按照林健的理论，他并不赞成欧盟以金融思维来做碳交易的做法。

    “我们的学习了很多欧盟的经验，但我认为，中国的设计框架是超过欧盟的。原因在于欧盟市场的建立是由很多金融市场的人做起来的，他们在一开始就强调活跃度，是把碳金融作为终极目标来追求，而不是把碳减排作为终极目标来追求，这样的立足点有很大问题。”

    中国碳交易市场建立的目的在于最终节能减排的实现。这当中又分为两个角度，一个是政府希望所辖企业和区域达成节能减排目标，另一个是企业要在政府的目标框架下实现节能减排成本最低化的目标。

    然而，在这个看似如此公益的目标当中，交易所的立足点在哪？

    这一点也是林健这些年做梦都在想的问题：企业在追求节能减排成本最低化的目标，才会需要交易所；而政府要想利用市场化手段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才会出现碳交易所。基于此，碳交易所存在的价值，在于政府和企业的需求。因此，从某个层面上说，政府与企业的目标也就成为了碳交易所的目标。

    只要站稳政府和企业这两个立足点，市场的活跃度问题只是一个利用政策手段和金融手段即可解决的技术问题。

    “目前，上海市7个试点中唯一没有开放非责任主体投资人的交易所，这个方面要探索，即要对投资人负责，不是拉进来就算了，要想象拉进来干啥?另外，怎么把上海试点的工作经验推广出去，怎样与周边省份结合，与全国大市场结合也是另外要做的工作。上海经验要做到可以对全国市场有所借鉴。”

    林健说:“碳交易市场是政策下应运而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紧密相连，但是要想真正做好交易所工作，除了要想好自己的生存之本，还要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碳交易所就是市场，身份就是‘草民’。只有这样，碳交易所才能具有服务意识，充分考虑市场需求。我们跟服务员一样，要迎合市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