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总是与大时代紧密联系。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数年前因煤而兴的城市，陆续遭遇了经济滑铁卢，成为结构转型的硬骨头。

　　如果以过去30年为周期，以“煤城”为观察对象，刚好经历了一个“两起两落”的剧烈波动。

　　一

　　鄂尔多斯最为典型。当这个国家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两位数，这座城市从荒原上崛起，以超过30%的速度提升，而当这个国家回归常态发展，这个城市也骤然失速。

　　将鄂尔多斯放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全局中，其崛起具有必然性。就像曾经的煤城大同、阳泉一样，输出动力煤，为中国这个迅速膨胀的经济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上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内，这种对动力的需求是如此强烈：从华北到华南，各个地方都在上马工业项目，新建的火电机组功率不断攀升，黑色的煤燃烧成了红的火，启动了整个经济。

　　逼近或超越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经过经济齿轮传导到这里时，已经放大了数倍。我们看到，那些年的鄂尔多斯，经济总量隔一两年就翻番。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水快流”曾经主导了山西的资源型经济一样，外部市场对能源的饥渴，触动了这座城市能源开发的热潮。

　　应该说，鄂尔多斯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样的繁荣。在这块土地上，国有经济并不发达，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力有限，屈指可数的几个企业，也都进行了及时的民营化。在发展机遇骤然来临时，瞬间催化出了一批民营能源企业，并成为支撑经济翻番的支柱。

　　这一点，计划经济时代兴起的煤城，有着冰火两重天般的境遇。不论是山西的大同和阳泉，还是黑龙江的鸡西、鹤岗等煤城，因为煤炭开采时间长，形成了固化的利益格局，很难逐一打破。这也限制了他们在刚刚过去的煤炭十年黄金期内，实现区域经济以及地方财政的飞升。

　　由于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一些煤炭企业曾经直接隶属于前煤炭部，这使得老煤城的财政税收体系被特殊设置，采掘业产生的税收上缴中央财政，曾经是重要的税源。在煤炭部撤销之后，这样的财税体系划转到地方，但多数划归到省级财政。这样，由国有大中型煤炭企业完成的税收，往往很难惠及当地，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贡献有限。

　　另一方面，企业办社会的负担，直到今天仍难以卸下。因为“先有矿井、后建城市”的历史渊源，往往形成“小政府、大企业”的社会经济格局。诸多社会职能一旦完全与企业剥离，庞大的民生支出让政府不堪重负。老煤城都是背着沉重的体制包袱在运转。

　　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煤炭的黄金十年里，新煤城迅速崛起，老煤城则却波澜不兴的现象。

　　二

　　不论对于新煤城还是老煤城，“转型”绝不是新鲜词。可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煤城遭遇第一次困厄之时，就普遍提出了转型战略。当时的政策研究者，都意识到症结所在：依赖单一的煤炭资源，城市的发展势必会周期性震荡。

　　梳理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经验可知，中国在某些领域的改革，往往是借助市场力量顺势而为。那么问题来了：强劲的外部市场力量，能让新煤城拔地而起，为什么不能让老煤城华丽转身？

　　曾经有一位政策研究者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煤炭市场向上走的时候，政府财力充裕，民间资本活跃，按理说是区域经济转型的良机。可往往这时，资本也凸显出了原始本性，在同一区域内，当煤炭市场向好，一定是煤炭或与煤炭相关的产业，具有更高的利润回报。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资金、人力等市场要素，又不约而同地向煤炭集中。

    往更深一点说，在过去十年，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仍然左右着政府官员。当外部市场渴求煤炭之时，“多挖煤”有时不仅是单纯为了GDP数字，甚至还代表着顾全大局的政治责任。推进转型的“政策和资金”，就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了，甚至是，一边喊着转型的口号，一边让矿井遍地开花。

　　更为棘手的是：转型的改革手段，并没有及时地配套跟进。以山西为例，虽然全省被划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改革试验区，但一线的经营者们常常挠头：旧有的财税体系和行政区划，仍深刻制约着一方经济。

　　另一个资源城市阳泉，在区县这一级的行政序列中，还保留着城区和矿区的区划。矿区要引入新项目，举目四顾没有空间落地，城区要整合涉煤企业，也难厘清复杂的财税体系。而这些体制桎梏，仍然有待进一步放权到位。

　　三

　　外部市场的发力曾经成就了鄂尔多斯和榆林等新兴煤炭城市的经济奇迹。但是，在鄂尔多斯和榆林这样的城市，借助外部力量打造一个产业更为全面的城市，为什么也没有做到呢？

　　按理说，与外部市场如此紧密联系着的区域，其开放程度一定是较高的，随着这种联系的多元化，经济的各个层面都会千丝万缕联系起来，各种经济往来和连接，会像毛细血管一样，逐渐与全国的大市场密集交织。但放之于鄂尔多斯，却有很多事情说不通。鄂尔多斯始终像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在外部力量的触动下迅速旋转，自身的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总量的跳跃。

　　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解释只有一个：还没来得及。

　　要知道，鄂尔多斯从籍籍无名到一鸣惊人，不过是几年的功夫。人才的培育和产业的培育，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但外部市场的超强刺激，没有给它充分的时间。高速运转的经济齿轮，传导到鄂尔多斯时，已经是几倍的速率，只能依靠外部的人才填补这个缺口。

　　在鄂尔多斯，维持城市运转的基础性的服务业，曾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所占据。开餐馆的、跑出租的、建筑施工的、挖煤采煤的，上到经营管理，下到一线劳动者，全部是外来者。爆发式增长的鄂尔多斯，支撑了各行各业的繁荣，那时候，干什么都赚钱，这里成了外来务工者的淘金热土。

　　当中国经济刚刚经历了强力的投资驱动后，经济齿轮的转速渐渐慢了下来，经济调整期的到来，对能源的需求减弱了。依靠外部市场驱动的鄂尔多斯，就此遭遇了断档失速，整个城市陷入了沉寂。

　　仿佛是一夜之间，各种资本和人才像退潮一样不见了踪影，那都是一些依靠资源换取的产业，还没来得及扎下根来，与当地产生血脉相通，就已消逝。转型对于当下的鄂尔多斯，是一个苦涩的话题，在资本离场精英散去的城中，二次创业显得颇为悲壮。

　　四

　　放之世界范围，依靠资源开发而迅速成长起来的城市，在外部驱动失血之后，必然迎陷入发展的低谷，很多城市因此一蹶不振，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资源诅咒”。无论是新煤城鄂尔多斯，还是老煤城鸡西等城市，都没有跳脱开这个规律。

　　只是，聚焦当下的煤城转型，我们或许应该现实一些、保守一些。外部市场的强刺激不再有，诸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却需要足够的时间去发展。新煤城鄂尔多斯，需要与全国的大市场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联系，增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粘性。老煤城大同，则在庞大的古城重建之后，希望把旅游业打造为支柱产业。鸡西，则把目标锁定在另一项资源石墨……

    无论以何为突破口，煤城转型无疑要进入一个“慢”周期，这样的慢周期，会让输出型的城市经济经历失落的伤痛，因为以“快”字当先的思维习惯，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这里。但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既然高增长的神话不可持续，也无法持续，就让它慢下来，维持一种理性的、平稳的发展，让人才的培养、社会的培育都经历一个过程，夯实他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基础。

　　在新的黄金十年过去后，一些历史欠账也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诸如独立工矿区的棚户区改造，采煤沉陷区治理等问题，不仅牵涉到城市的经济转型，更是城市立城之本。在此基础上的转型，除了财政上的扶持，在行政管理和制度革新上，必须由全新的思维。

　　这样的慢周期，也是一个偿还历史欠账的周期。实际上，以鸡西、阳泉等城市为代表，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有了这样的遭际。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下岗工人安置再就业，这些欠账依然存在且更为紧迫。当中国不再需要那么多煤，便不再需要那么多旷工，那些具有国有企业身份的老矿工们，将走出矿井寻求出路。对此，常常只能通过“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机制变通，依靠时间的推移，逐步终结这个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