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在“新经济、新产业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企业界和媒体的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我们的高峰论坛。定位为研究者，就此来对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煤炭产业结构调整这个题目，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各位做交流。

　　首先要说一说怎么看待当下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我的基本看法是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在告别了高速发展而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的这个新常态的渐变过程中间，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晰，我们进入了一个平台期，虽然仍然有不确定性，但是现在这个平台期运行的直观表现，是已经有了中期化特征。我们可以从曲线图上看到，2010年当年报出来的龙头指标GDP增速表现的，是经济运行中间的景气水平和增长速度，达到了10.4%这个两位数增长的高位，和前面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高速增长——所谓年均两位数增长的基本特征，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现在我们已清楚地知道这一年的表现，就是中国整个高速发展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了，再往后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降，在比较快地降到了8%以下之后，缓慢下降到2015年的7%以下，但是从2015年下半年到现在，十几个季度，我们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速度区间内有所波动地运行，已经是在一个平台上运行。这样一个平台来之不易，应该讲在直观表现上，中央所说的我们软着陆中间这个大写的“L”型转换，已经基本实现，我们现在应该力求在经济表现为探底以后，要达成市场的企稳预期，就是使我们地方政府层面、广大市场主体的企业层面，在预期上认同于确实可以摆脱继续下跌的焦虑。这样的一种预期，如果能形成市场层面的基本共识，那么会回过来引导千千万万分散的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决策行为，那么就是由探底而企稳。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能够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话，我们实质性的追求，就是从高速转入中高速以后，以结构优化来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升级版。以这样一个结构优化来支撑高质量发展，中央又特别强调了我们要抓全要素生产率。所以，当下对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我们应该在已经有的L型转换基本实现的基础之上，牢牢抓住全要素生产率不放。

　　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西方学者所强调的这一概念已经被中国的领导人反复运用，十九大报告又特别强调了我们面对“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这个现代化中国梦，还有前面三十几年冲关期的考验，怎么达到2035年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和2049年的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要用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来形成新的动力。这个新动力形成在全要素生产率里，并不是讲供给侧所有要素的等量齐观，实际上是在讲要素组合的升级。已认识到劳动力这个要素它的支撑力在滑坡，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已经成了中国市场上的普遍现象，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现在又碰到了征地拆迁补偿等环节矛盾凸显，综合成本越抬越高，以及我们资本虽然雄厚了，但是手上有大量资金的金主、投资主体却普遍反映说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而另外一边大量的小微、三农、科技创新活动等等这些市场主体，又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这些矛盾的形成，使我们供给侧要素前面几年、几十年大家感受到有比较优势的低廉劳动成本、自然资源开发成本和资金的可得性等等的支撑力，都在褪色，都在滑坡，必须找到新的动力源对冲这些下行因素，以优化结构，支撑质量提升。那么希望之所在，就是所谓“科技第一生产力”，它是发挥乘数、放大效应，所以被称为“第一”，而能够使科技第一生产力真正如愿地发挥它的乘数放大效应，必须匹配上制度创新，领导人称为这是我们“最大红利”之所在。因为只有制度创新成功了，才能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使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已有的超常规发展态势得以延续，速度虽然从高速落到中高速，但是我们的增长质量是从原来的低中端向中高端往上提升。这样对冲下行因素以后的升级版的发展，当然还要特别谨慎地注意矛盾凸显之下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我们继续追赶、赶超的道路上，使中国的现代化能够如愿地冲过它的冲关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达到伟大民族复兴——这就是宏观层面上总体的一个可做的前景图勾画。当下不确定性的方面，要特别注意，上半年虽然6.5%以上的增长已成定局，一季度报出来是6.8%，二季度一般人预计应该是在6.6-6.8%之间，最大可能性是6.7%左右，6.5%左右的年度增长的规划性目标的实现,上半年是在它的上方，但下半年因为有了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是不是会使运行态势往下走一些?我现在感觉从可能性上来说,不排除下半年比上半年速度再往下落一落，但是不会出现有些人担心的大滑坡，因为实话实说，中国这几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对于外贸净出口的依存度是在降低的，外贸对于我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几年都相当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影响有人说在GDP的表现上就是0.3个点左右，这个估计是不是偏于乐观？或者说有人还可能认为有高估？现在还不好对此做精确的量化，因为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还在不断交织着演变，包括一个大家都瞩目的中兴芯片事件，昨天传来消息说又对中兴解禁了，结果听说一下子资本市场表现为往上冲，今天又传来消息说前面那个消息不实，到底怎么回事儿，没有得到官方权威的说法。这种波动中间的影响，现在还很难精确量化，但是从数量级上来说我是认同，充其量在今年年度表现上，就是0.3个百分点左右的GDP，这就是下半年充其量的一个影响。如果能从上半年的6.7-6.8%回调到6.5左右，仍然是我们原来年初时候说到的引导性的增长状态，仍然是在我们“十三五”期间要兑现全面小康的保证速度之上的增长水平。

　　再往前看中长期，就要再多说几句话：贸易战其实只是中美关系全景图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这部分，中美现在的关系应该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方面实际上是按照丛林法则，在打压已经成为老二的中国，我们必须认账：我们现在并没有进入跟美国这个老大来做什么对决的那个平台，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虽然有自己发展中的成就和加速度，但是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战略思维方面的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而有所作为。我们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要坚定不移地而有理有力有节地回应美国的压力，努力继续和西方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按邓小平的说法搞好关系，争取斗而不破。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能做的改革开放的事情，外面的压力可以逼着我们把改革开放做得更好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潜力的经济体，我们的回旋余地和我们自己的韧性，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我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和欧洲、和其他的经济体开拓贸易和其他的合作领域，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自己确实要认识到我们的开放还不足，我们的改革还不到位，值得我们自己痛下决心解决好这些问题，达到秉持现代化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来通过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推进超常规追赶过程。最后的目标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先达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再迈步走向现代化强国，冲过我们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三峡而去实现中国梦。从长期的发展看，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坐标是时间，如果我们能在这样一个中高速的平台上真正有高质量的发展，使这个平台拉的时间段越长越好，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平台以后，比如八年、十年、十几年、二十年以后还必然会下台阶的过程中，继续提高我们增长质量（以后我们的速度会合乎一般规律地还要落到更低的一个台阶上，现在如6-7%，以后会落到5%左右），哪怕最后中国真正成为发达国家了很可能也就是3%多一点这样的年均增长速度，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综合国力，整个发展中我们增长的质量，可以提供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应得到的供给，就完全不可和现在同日而语了。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中国的现代化。

　　把中国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宏观变化态势，与我们同时有自己的底气和信心，继续从追赶到赶超的考虑，放在一起作为前面的一个大的勾画，后面我要跟着谈一下，在中国宏观经济应该还能保持我们可接受的增长速度和努力追求高质量发展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分析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追求中，面对一个基本国情的“非常之局”，这是与我们后面要讨论的重要的基础能源行业——煤炭行业怎么样优化结构，提高我们行业发展中的质量，服务于全局的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中国版图上的格局，鲜明体现了上个世纪30年代胡焕庸教授所勾画的“胡焕庸线”：从右上角咱们的黑龙江瑷珲（现在称作黑河）为起点拉一条直线，延到左下角云南的腾冲，大概45度角的这条线，右下方的东南半壁，聚居着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当时4亿人里96%就聚居在这东南半壁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快一百年了，基本格局没变，但我们人口已经上了数量级，现在是差不多14亿人，仍然是96%以上的常住人口，就在这不到40%的国土上聚居，而现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的上半区，我们人均GDP已经是八千多美元了，人均的资源能源的消费，显然已经上了多少个台阶，这个资源能源消费所对于环境承载力造成的压力，在“压强”概念上一定是大大提高。在这之上，又叠加了我们前面几十年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发展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想让它集约，想让它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但任何经济体都要经过这个粗放过程。粗放的发展带来的，就是资源能源带有挥霍特征的这种消耗形式，它直接造成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雾霾已经形成了危机因素，在大气的污染旁边又伴随着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等等，中央说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矛盾和社会问题交织”这种图景之下，就包括大家现在都在关注的雾霾、环境污染，家庭成员、自己孩子以后能不能有一个清洁的、青山绿水式的环境这样的社会问题。于以上这两层叠加上面，还要说到又一层叠加，就是我们的以煤为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像刚才主持人所说，我们的分析和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可以形成一个鲜明的结论：就是资源禀赋的中国国情决定的一个非常之局——可以遇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不得不以煤为主来解决中国的能源供应问题，而煤的清洁利用难度最高。这个非常之局的挑战性，其挑战的严峻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全球找不到另外一个经济体可以跟中国做这种对比。有人说美国也有人口密集聚居的纽约湾区、旧金山台湾区，日本也有东京都市圈，但是不要忘了美国的版图跟中国差不多大，面积不相上下，但是总的人口规模只是中国的零头都不到，三亿出头，已经是世界上数得着的人口大国。至于日本，它只有一亿出头的人口，这样的人口密集的压力，跟中国整个东南半壁多少个都市圈重重叠叠合在一起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的压力，怎么可以放在一起来简单地做比较呢？

　　中国这个非常之局怎么破解？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要有非常之策。要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立足国情，寻求高水平的非常之策来破解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种非常之局。那么，要落到中央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而我们认为这个主线上实质的追求，可以称为守正出奇：我们要认清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有效市场充分起作用，又并不是简单照搬市场经济的经验，要让政府这方面有为和理性而有限地更好发挥它的作用。首先要由政府牵头形成一个罩着整个中国全局和中国长远发展过程的理性的供给管理解决方案，其中就要包括我们的煤炭产业，怎么样在绿色发展的导向之下，通过结构优化调整服务于全局。在这个方面，我就想再着重就煤炭行业的绿色发展和结构优化稍加展开，谈一些基本的看法。

　　服务于全局的这种必须处理好的以结构优化支持的高质量发展，我认为在煤炭产业方面，有几个特定的视角。实话实说，我对煤炭行业有点儿特殊的感情渊源——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江西当兵以后，是回到北京矿务局，在矿务局的机电修配厂做了5年的装配钳工，那个时候的特点就是你在地面上工作也要常下井支持高产日，所以，井下掌子面上的工作，我也是都有亲身体验的，以后碰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恢复高考我才得以圆自己的大学梦，再以后走上研究的道路，但是我始终关注煤炭行业的发展。虽然调研不够，我愿意以自己初步的了解，谈下面的一些看法。

　　首先，结构方面的一个大的视角，就是我们的煤电能源要放在全局这个视野之内，在和其他能源供给的关系协调方面做优化处理。显然从全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看，必须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虽然现在撑大梁的是煤，但是要让现在还撑不了大梁的其他的水电、核电、风电、光电合在一起，形成越来越大的对于整个全局能源供应的支撑力。那我们具体来看，水电现在大概还能在整个电力供应里提供将近1/5的份额，但是实话实说，它的这个份额能够勉强维持着不过快萎缩就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的水电装机容量放眼看去，在中国版图上主要还可以打主意的是怒江流域，但怒江领域是国际水系，还有环保组织的压力，怎么处理国际上的协调关系和怎么应对环保组织的压力，使我们这方面的开发需要非常谨慎，水电面对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整个电力供应总规模上升的过程，它自己这个份额不过快萎缩，就相当不错了。还有核电，虽然咱们沿海已经有若干的核电站，过去也曾经想在中部建核电站，但是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官方曾经明确表态中国不再考虑在内地建核电站，现在又有新的口风，我们知道在中部也重新启动了核电站的一些具体的工作部署，但是不可能抡开膀子在这方面大规模去推进。所以，在核电的发展方面，虽然我们要坚持继续做，但也不要指望它能很快形成一种多么大的基础能源供应方面的份额。还有就是一些年间中国可以称得上不遗余力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光伏电池、风力发电，全球来看，我们增长速度是最高的，现在份额也在不断提升，我听到最新的说法，风电的装机容量在中国已经占到全球60%左右，即使如此，因为基数很低，现在整个电力供应里风电、光电合在一起，也就是几个百分点，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大家一听就明白，撑大梁还轮不到它们。我们当然要继续努力发展它们，在这个发展方面，就不是我们煤炭行业自身能够去直接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中央有关部门要牵头调动所有专家群体的智力支持，形成一个经得住历史考验的通盘解决方案，把所有这些各种各样可能的电力供应，在未来几十年，一直到几百年，怎样于开发利用中作为系统工程解决好，未来要逐渐地改变以煤为主。

　　为什么要改变以煤为主呢？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在所有的能源供应里，客观地讲，煤的清洁利用困难系数最高。我们已在努力使煤炭能够得到清洁的利用，但是客观地讲，这种清洁利用的难度和它的综合成本相比之下，当然我们要注意，能够把煤炭的使用份额减少，是值得努力的一个结构优化方向。但是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这是个渐进过程。

　　所以，第二个角度，在处理和其他能源结构关系优化的旁边，我们煤炭产业自身的结构关系，我认为必须从几个视角做特别的、更积极的考虑。第一点就是在领导人已经提出要构建现代化能源产业这个战略规划之下，我们的煤炭资源开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要给中国贡献基础能源支撑支柱作用的这个煤电，到底怎么样优化它的产能布局。具体来说，我们还可以建多少坑口电站。建坑口电站的好处是什么？是节省把煤开采出来以后运至发电场所的运费——那些运输成本。但坑口电站如想多建它，还会受到其他一些条件的限制，不是想建多少就能建多少的，必须合理规划。另外，如果建了更多的坑口电站——减少了运输成本，也减少了加快建设铁路线和一些公路干道的支出压力，却增加了另外一种支出压力，就是输变电系统的建设必须跟得上。这个输变电系统建设在不同的线路上，自然条件造成的成本，又是大相径庭的，沿线要走的是平原，相对来说好办，如果你翻越的都是崇山峻岭，那想想是另外一种什么样的建造成本？这都得具体考虑。所以，多少坑口电站、如何布局的旁边，还有多少非坑口的主力电站，布局如何优化，和整个系统呼应的输变电体系的建设怎么优化，等等要一起考虑，这是同一个视角上的重要问题。

　　接着要说第二点，我们煤炭的集约化、清洁化的开发和使用，要抓住不放。煤炭怎么提高回采率，这是说了多年的问题，我也知道有很多具体的专门的研究，时间关系只是点到为止说一下，我们认为要在这方面处理好国家的一些特定的政策支持，无非就是一种利益考量。在自然运行过程中，煤炭资源开发主体就是想吃“白菜心”，白菜帮子扔掉对他最合算，如能加上另外一些经济杠杆，让他把“白菜帮子”一起尽可能都采收起来，都利用起来，那就必须有政策方面具体的处理，就必须要有效的政策杠杆。这方面要具体地形成可执行的合理方案。

　　还有第三点，就是煤炭怎么样在它使用中间脱硫，怎么样低碳排放，怎么样深度利用煤炭。同样是把这个煤炭运用到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它的余热怎么收集利用？多少年大家都在努力。还有一种技术路线上的“煤炭液化”，对它也有一些批评之声，但是中国在总体布局里，已经不得不从能源的全球竞争战略格局里考虑，我们至少要留一手，设想如果在很高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情况下，万一人家再拿石油卡我们脖子，那么中国丰富的煤炭我们怎么把它变成液化的能源，就是由煤变成油，已经有中国产业布局里的重点项目，我们也去看过这种重点项目，但是怎么合理地纳入全盘的规划？当然直观地看是把煤炭清洁化使用，它变成油来使用了，但同时也得承认，它也造成一定的污染，它在技术性考量上也有副作用，但是我们从战略布局来说又不得不至少是留一手，把它作为一个战略能源供给能力储备，是也要把它留好的这样一个重要棋子。这些相关的研发，新建的项目，还有已建项目的升级改造，都必须结构优化。这涉及一个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我听到这个概念感觉很重要的煤化工，要升级发展。煤炭不光是烧来用，还可以通过化工的链条，在一个深度加工链条里增加它的附加值，充分调动煤炭资源的潜力。

　　第四点，在结构方面，在概念上表述的“三去一降一补”里涉及的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还有安全生产，都必须抓好，都可以结合结构优化的要求把它处理好。去产能不是所谓概念化的、简单的产能过剩不过剩的问题，是要在优胜劣汰中“去落后产能”的问题。降成本对企业来说，企业自己从利益出发努力要降而能降的成本，政府没有必要去替它操心，你也没那个本事，人家在“细节决定成败”上能够降的成本，人家早在努力做，关键是政府你和自己行为相关的制度成本，怎么给企业降下来。除了降税负之外，税外的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国家制度规定的五险一金，隐性的种种企业的负担，包括企业时间上的一些不得不付出的忍耐、等待，这都是它的成本，怎么往下降低？补短板在各个地方，各个企业，各个具体场景各不相同，必须做出高水平的分析，然后形成解决方案。安全生产是煤炭系统多年的问题，这方面我们争取经过努力，逐步走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现阶段指标表明，我们安全生产方面的水平还被人家远远甩在后面。

　　再有第三个角度，就是煤炭产业和其他产业的结构优化，这也是必须考虑的。我们的产业集群和通盘生产力布局的优化，必须掌握好。我国的煤炭主产区有一些已经进入资源枯竭过程，这些资源枯竭区域前些年中央一直在努力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做生态修复和后续产业的开发，其中的结构关系要处理好；还有就是和煤炭产业结构优化所需的配套改革，显然我们必须攻坚克难。比如全供应链上，我们资源、能源的比价关系，和这个比价关系优化必须同时解决的价格形成机制问题，就联系到电改。我国的煤大半拿去发电，煤和电的比价关系理顺前些年有了个契机，合同煤和非合同煤在市场力量作用之下已经自然并轨，再往下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电力部门改革的精神，在前面的发电和后边的面对千家万户的配电，一定要跟市场对接，让它变成商品，让它变成竞争性的、可选择的，来提高它的绩效。在整个产业链上让市场充分起作用，才能优化比价关系，才能体现有一种经济利益上的比价关系考虑，来鼓励大家节能降耗、减排治污，那么就要配上环境税收体系，即资源税、环境税、消费税，以及要探讨的碳税等等，使大家在未来可以有更好的利益导向，在法定的税收加入之后，促使千千万万的企业，最后还要使我们的居民家庭，大家都关心从自己利益出发的节能降耗，因为那时候的比价关系会促使在行为上企业是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产品，这样才能扩大你的市场份额；老百姓中产阶层以下的人会注意人走灯灭，以节电来优化自己的消费习惯。财政为后盾的产业引导基金和重大项目攻关的支持都是必要的，财政补贴政策的合理运用也是必要的，我们的补贴容易走到过多过滥，但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完全否定财政补贴的作用，这些都要合理化。

　　最后我要简单提一下，就是煤炭产业的去产能，现在感觉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结果，2016年下半年以后煤炭市场转暖，但这里面存在的一个问题，我愿意直言不讳地指出，是以行政手段一刀切式的压产量，达到的这种煤炭市场供求关系一下转过来，使煤炭价格上升，这里面存在的隐患，就是还没有让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充分起作用。靠行政手段一刀切的压产量，实际上是保护了本来应该通过竞争阵痛挤出去的落后产能，这就是这一轮调整的不足。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误区在未来的发展中，是要努力加以避免的。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康介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